（接上文）在东京滞留到1909年8月后，鲁迅才回国，没有人清楚从1906年到1909年他是靠什么维持在东京昂贵的生活的。有研究者称：鲁迅滞留东京历史很值得怀疑，没职业也没家庭资助，但在东京却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雇日本女佣，还资助二弟留学。因此推测是日本特高科发工资，密探留学生动向。直到特高科派他去中国另有任务，才离开东京。这是一家之言，无法证实，但后边讲到鲁迅与一名叫内山的日本人长期的友谊，似乎又表明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鲁迅回国后，先是受聘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第二年，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后任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今绍兴文理学院）校长等职务。期间写出第一篇文言文小说《怀旧》。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民国北京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府，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其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不仅议员和总统是全民选举产生的，而且建立了三权分立制度，言论自由也得到了一定保障，公民还享有结社自由权力。
由于政治开明民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在经济、文化和道德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几乎所有相关史家都承认，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极大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这个时期，其成就至今中国人都没能超越。
在这一发展时期，鲁迅生活也十分安逸。1919年11月，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卖掉绍兴的老宅，合力购置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三进的四合院，全家居住于此。1923年7月，周作人写信与鲁迅绝交。据称兄弟失和的原因，是因为鲁迅调戏弟媳羽太信子；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鲁迅对羽太信子持家奢侈不满。随后鲁迅搬到砖塔胡同居住。
在此期间，鲁迅有时间开始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等，还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亦有时间创作。1918年1月，他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这无疑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陈独秀的态度。
不久后，他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用现代形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讽刺中国传统礼教和中国人的陋习，以配合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的“新文化运动”。这使他一夜成名。1921年12月，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讽刺人性中的卑怯、精神胜利法等。鲁迅性格中的尖刻、戾气，在这两篇小说中得以彰显。
签字《民四条约》 鲁迅爱哪个国
1915年，趁欧洲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个条约等同于卖国，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深知其中利害，不想一个人承担责任。于是一方面与日本协商，将《二十一条》修改为中日《民四条约》，这个条约的款项虽然比《二十一条》少得多，但也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如在山东，日本不仅得以继承德国的一切利权，还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山东内地或其沿海岛屿一概不租让于外国等许诺；在南满，日本得到延长租借地及铁路期限、其臣民得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农工商业及租用土地等权利；在东蒙，日本得到其臣民与中国人合办农业和附属工业等权；等等。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势力在满蒙、山东得到巩固和扩展，在华中华南也有所增进。
另一方面，袁世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条约，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地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也有人会说，鲁迅作为教育部一个小小的佥事职员，大家都签了，他能不签？多他不多，少他不少。如当年同样签过字的钱稻孙后来忆及此事，曾不禁叹息：“我们不同意，看这条文很伤心，但也得签名，当时哪敢不从呢？”（《访问钱稻荪记录》)
的确，鲁迅作为一个凡夫俗子，这样选择保住自己的饭碗，虽然少了气节，但也可以理解。只是中共后来将其拔高为“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倒是颇有些讽刺意味了。如果骨头真是硬的，那大可高声抨击袁世凯，或者辞职走人。
为杨荫榆正名
鲁迅一共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做了14年的公务员，期间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协调制定注音字母等。不过，他在衙门里并不如意，想做之事一再碰壁，这让他内心有些郁闷，时常和朋友们下馆子喝酒。在1925年4月章士钊被任命为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后，因鲁迅反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的治校模式，并带头向章士钊抗议而被其免职。
那么鲁迅为何看不惯杨荫榆的治校模式呢？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的杨荫榆归国后，先是在江苏第二女子师范和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分别担任过教务主任和学监，1924年，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邀请，接替许寿裳，出任北京女师大校长的职务。杨荫榆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颇有德行，深受学生的爱戴。她还是翻译家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姑姑。
然而，因为杨荫榆在国外留学，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了解不多，保留诸多传统观念的她认为学风和秩序，是学校能不能办好的重要标杆，她深觉学生的本职就是学习，参与政治运动就是不务正业，会坏了学风，因此加以限制。1924年秋天，一些学生由于参加政治运动，迟迟没有到校报到。杨荫榆为了整顿校风，将几名平时闹学潮闹得最厉害的学生开除。
1925年1月，学生们联名给教育部递交了要求辞退杨荫榆校长职务的宣言，并数次到教育部痛斥杨荫榆在教学中对学生施行的种种高压手段。因北京政府支持她的做法，所以杨荫榆在5月9日又以“整顿校风”的名义，勒令刘和珍、许广平等几名带头闹事的学生退学。许广平就是后来与鲁迅同居并生下一子的女生。
最初对杨荫榆印象颇好的许广平在《校潮参与中我的经历》中怒斥杨荫榆，说她“最大的病就是自尊自是，而又识浅力薄，用人不当，以致措置乖方；偏私，患得患失，也是她最大的致命伤，因此对同乡和媚她的，自然另眼相看了”。这只是许广平的带有偏颇的一家之言，或许杨荫榆有某种性格上的固执，但杨荫榆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也没有错。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杨荫榆对“共产共妻”的所谓运动并无好印象，认为学生学了没好处。据许广平回忆，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学生希望参加公祭，但杨荫榆却对学生代表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公妻的，你们学了他没有好处，不准去！”这当然是对孙中山的误解，而这误解应该源于孙中山错误的“联俄容共”政策，这使得杨荫榆误认为孙中山与共产共妻的共产党是同路人，但这折射了她对共产党并无好印象，而她阻止学生也是出于善意。但她不曾想到的是，深受“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学生们，对此大为不满。杨荫榆与学生的关系剑拔弩张。
因为许广平在运动之初，就以“苦闷”为由和鲁迅进行通信，她自称“一个受了快两年教育的小学生”，向在女师大担任教授的鲁迅诉苦请教。据说，许广平在鲁迅的课堂上，因为他讲课生动活泼，而心生爱慕之情。而她给鲁迅写信，也有自己的目的。信中除了诋毁杨荫榆外，还采用了撩拨手段：“你在俯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烟丝的时候，可也想到有在辗转待拔萝的人们吗？……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加以指示教导的。”这里的“他”就是指许广平本人。
一向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深知形势的复杂，起初对于“驱杨运动”表现得非常沉默，但随着他与许广平关系的深入，他对这场运动的关注也随之加深。而这是出于私心还是公心呢？
7月31日，杨荫榆向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提出，解散女师大风潮中最坚定的四个班。于是第二天，杨荫榆便率领军警入校，随即女学生们便和军警大打出手。鲁迅由此开始连篇累牍在报纸上谩骂杨荫榆，痛斥她推行的是“寡妇教育”，并称她是“迫害学生，广有羽翼的校长”，等等。此后，女师大学生们得到全国声援，北洋政府于是被迫撤去军警。杨荫榆也向教育部递交了辞呈，从此便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而不能在北师大继续上课的许广平则住进了鲁迅的家，彼时鲁迅的原配朱安尚在。许随后在报纸上发了一封告白信，大胆求爱。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这一年她27岁，鲁迅44岁。一直表现怯懦的鲁迅于是接受了这爱意。按照现在的话说，许广平是典型的小三，而鲁迅不仅是负心汉，也是在发展婚外情。与同样娶了不识一个大字的妻子、一个斩断与表妹婚外情思回归家庭的民国大师胡适相比，高下立见。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刘和珍是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而杨荫榆则早在1925年8月8日底就辞去了女师大校长之职，也就是说，杨荫榆和刘和珍之死没有一点关系。再说一些题外话，“三一八惨案”的开枪命令并非出自北京政府，而是执政府卫队面对抗议的人群，在慌乱中开枪，才酿成了血案。这与中共“六四”时中共高层下令开枪镇压学生是完全不同的。
当时的民国总理段祺瑞听说开枪之事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此后，他处罚了凶手，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并愿承担全部的责任，自动辞去所有职务。段琪瑞执政府就是这样因“三一八惨案”下台的。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琪瑞从此终生食素。而屠杀上万学生的中共迄今都无一人道歉。
根据杨绛的文章，1927年，杨荫榆到苏州女子师范任教。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杨荫榆面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多次挺身而出救助同胞。1938年1月1日，杨荫榆被日军杀害于苏州盘门外吴门桥，时年54岁。如此英勇的杨校长，却被鲁迅坏了名声，可叹。
但是，因为中共推崇鲁迅，凡是被鲁迅先生批评过的人，都被中共洗脑下的国人归入坏人一类，给他们带上“反动”、“走狗”之类的帽子。杨荫榆也是如此，自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后，杨荫榆就几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她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校长，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她，没有人知道她为何要开除激进的学生。就像她的侄女杨绛先生说的，“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对此，民国女作家苏雪林曾经不满地说：“她（杨荫榆）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鲁迅）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的确所谓的证词，大多来自鲁迅一派对她的批判，杨荫榆即便有罪，也不应该被现代人定在耻辱柱上下不来。
而且有人认为，因为当时杨荫榆十分反对师生恋，以及抵制男人不和原配离婚去和女学生谈恋爱的风气，戳到了鲁迅的肺管子，所以才让睚眦必报的鲁迅大骂其“寡妇”。说到底，是因为自身利益被侵害而发出的人身攻击。
或许有人会说，谁叫她为了不让人参与政治，还多次开除学生，并乞力于警察暴力，鲁迅也没冤枉她啊。的确，杨荫榆在处理学生问题时，诉诸于警察，导致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作法确实不妥，但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学生该不该参加政治？
学生参与政治古已有之，他们饱读圣贤之书，是非分明，正义感强。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各方都在探寻发展之路，且脆弱的民主已在萌芽之际，共产邪灵却飘荡到中华大地，通过宣扬进化论无神论，让年轻人抛弃传统的圣贤之道，转而信奉推崇暴力和所谓自由的共产主义，中共更是利用学生的天真在背后加以鼓动，以挑衅、推翻北京民选政府。如中共暗中推动并一直大肆宣扬的“五四运动”就对中国的发展毫无益处，除了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范例，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契机。“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而“三一八惨案”背后同样有着李大钊和中共的鬼影。
如今回过头来看，杨荫榆不让学生们走入共产歧途，才是真正的大善啊。想想后来有多少年轻的女学生受中共蛊惑前往延安，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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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