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经济这些年有了一些有益的发展，城市建设给山城面貌带来新的变化。这些，被解释为唱红打黑的成果，但如果大家仔细一想，恐怕会得出符合实际的理性判断。这些年，重庆忙着唱红打黑，但其他没有这样做的内地城市或中西部城市，同样没闲着。大家到成都看看，到西安、太原、兰州等地瞧瞧，即可发现，其实，除了唱红打黑不同，全国都是这样。重庆另外宣扬的治安问题，中国很多内地城市或中西部城市，同样不错。
内地城市或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得益于国家推进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大政策，也得益于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迫使一些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社会治安，有一个特殊的现象。这就是由于中国未能很好地解决户籍管理、流动人口管理等问题，让沿海地区社会治安复杂化。在广元市，笔者曾发现当地车辆就是忘了锁，也难得有人盗走。与朋友交谈，他们说那些人在本地，一般都老实本分。在外地，有的人抱着偷了就可以逃走的心态，容易干坏事。因此，用一些别有用心的心思解释一些现象，结果很可能理论不符合实际。
真正能够体现唱红打黑成果的，应当从官风和民德这两边看。可为了塑造一些假象，地方政府严格控制负面新闻的报导，也可暂时蒙蔽一些人的眼睛。但有些事，到一定的时候，是无法掩盖的。王立军出事，重庆的官风便没有办法做好的解释了。民德方面，又有几件事可以解构重庆的虚假宣传。其一是去年的重庆城管打人之事，其二是重庆地沟油事件，其三是重庆村民哄抢车祸货物事件等。其中哄抢车祸货物是最近发生的事。一辆贵阳货车，载有上百万的日化用品中。车到重庆綦江雷神店的东溪瓦窑沟大桥时，货车前轮爆胎，滑在路边。路旁的村民看见，不是帮人而是坑人，哄抢车上的东西。司机试图阻止，没用。交警来了，只管处理交通事故而不管村民哄抢。这也就是重庆的民德，并未比别的地方体现什么先进性来。利益当头和其他什么当头，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一点也不含糊。
要知道，重庆唱红打黑好多年了。真相其实很可能就是当年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般，只不过虚假宣传做出来的表面文章而已。若再持续多年，把重庆财政的一点点积累花光了，重庆的可持续发展基本资源不复存在，那最后，自是重庆的普通民众受苦日子煎熬了。
文革时代搞阶级斗争，搞那些虚妄的东西，一个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发展数据上做假。重庆的经济，不仅是那些楼堂馆所，虽然楼堂馆所可以给人一种视觉刺激。生活在广东，我能做一个简单的观察。如果重庆经济当真发展得不错，那么，在广东的重庆人、四川人应当大大地减少，尤其是那些农民工。可是，身边的重庆人、四川人，如今依然很多。去年广东古巷、新塘事件，也可间接的证明。那些四川人（其实也包括大量重庆人），在广东对当地人意见很大，是选择抗争而不是跑去重庆另谋生路。重庆的经济如果真有那么好，按道理可以吸纳大量劳工的。不是说事实胜于雄辩吗？
现在中国社会，有那么一帮人就是在改革开放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臆想文革年月是一个好时代。他们郁于意识形态的陈见，头脑中形成了教条主义偏见，不愿意反思极左路线，反思文革。同时，也不允许改革开放去意识形态化，总用右派的帽子和所谓敌对势力来压人，总是想方设法阻止中国的文明进步。有些人虽然经历过文革的苦难，却对文革做教条主义的解读，认为毛泽东当年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只不过被坏人利用了。因此，极左路线是正确的，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是错误的。证据就是文革时代，没有贪官，全国人民一心为公。可实际上，文革时代干部享有特权，而且即使在人治的政治高压中，也有不少人贪污腐败。文革时代，一是社会财富少，金额和现在相比，显得少很多；一是那时候媒体不允许负面报导，让人误以为社会上没有那么多坏事。文革开始没多久，社会上开后门的风气盛行。开后门，其实就是腐败，而且是大面积的。只不过当时仅见诸政府文件和一些评论中，而少有实例的报导罢了。由于发明了“开后门”一词，一方面让人感到腐败不严惩，一方面当时的权贵阶层形成共识，就是此事可以原谅的。什么是开后门，难道不是权钱交易吗？难道不是一些人可以比别人多捞取一点现实好处吗？
中国的正确道路，只有朝民主法治道路上走。可是，中国当前的情况是，即使当年的改革同路人，在他们在改革中得到很多利益后，现在也不那么愿意继续改革了。他们很清楚，正是极左派不同意中国民主法治化，才让他们利用不完善的法治体系一夜暴富。如果依法办事，讲民主，那么，他们就不可以继续在社会竞争中得到不当优势。此外，他们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过去升官致富的手段不清白，担心民主法治化被秋后算账。对他们来说，就这样混下去最好。能够多从社会索取一些，纵然没有未来，他们也可以凭积累的个人财富到外国去生活。因此，中国出现了不少裸官，出现了大量怀揣外国绿卡的富人。我们看到很多影视界明星致富后，也成为外国人了。于是，这些人利用极左分子阻止中国的进一步改革，甚至还愿意掏点钱来，资助那些极左人士。
重庆唱红打黑，最大的问题是给中国前途命运带来深深的忧虑。如果极左那一套当真重新成为中国的基本路线，那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处于上升期，社会还有一定的能力为改革付出必要的社会成本。如果被极左派和既得利益者拖住了手脚，社会没有资源为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持，那么，中国最终只能还是选择人治社会。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关系很难理顺。在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时，也只有内乱了。
如果中国可以对文革、对重庆唱红打黑等足够的反思，让民主价值观得到民众的充分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国家才有真正的希望，可持续发展才有真正的保障。
文章来源：《博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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