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遥远:“真话权”比温总理书包更可贵

【新唐人2012年6月1日讯】六一儿童节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湖南古丈县毛坪小学留守儿童。工作人员递上一个粉红色书包让温家宝给8岁的龙英俊时,龙英俊称“我是男生,不要这个颜色”。“哦,忘了你是个男子汉!”温家宝赶紧让人换了一个蓝色书包。(5月31日《新京报》)

这则新闻让人可心。温总理此情此景,完全是一个慈祥的好爷爷。而小学生面对总理率直说真话,童言无忌,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小男子汉”实话实说,比按照老师台词去背,可爱百倍,也可贵百倍。

人生的假话艺术,从作文开始。在新中国很长时期里,“假大空”文风侵袭教育领地,扭曲学生作文初衷。一篇篇凭空捏造、虚饰粉饰的假大空故事,成为课堂宣读的范文。学生作文往往不能把真实生活融入其中,笔下“好品质”并不一定从心里流淌而出。作文虽有“立意”,但学生并没有真正“立人”。久而久之,学生形成双重道德标准,一套是自己信奉的道德标准,一套是课堂教学的标准答案。如此人格分裂,问题不在学生身上,而是老师们在所谓“政治正确观念”指导下,难免会把学生引入虚伪崇高、做“两面人”的歧途。

在去年达沃斯论坛上,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语出惊人:“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在于,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自主创造性,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他甚至说,如果包括小学、大学全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道德水准会大大提升。“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虽听起来有些过激,但振聋发聩。

在中国千年封建专制社会里,“中庸”成为最智慧的生存哲学,“说真话”只是一个人耿介的性情习惯,而不是受全社会尊崇的做人基本道德。在文革疯狂岁月里,“说真话”更成了一个个人间悲剧的开幕式,成了正直忠厚之士的墓志铭。在如今充斥着谎话的社会里, “真话”也常常散发不了应有的道德光辉和正义力量。

民间有一句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是百姓痛恨、却很难除的官场弊病。政府官员讲真话,做实事,本是常识,但常识反而变成很稀缺,岂非怪事。官场“假文化”,导致并加剧了全社会道德力量的沦丧。

每个人都面临“说真话”的考验,这是令人忧虑的现象。一个将要或正在崛起的大国,需要一个不专制、不特权、重法治的民主政治生态,需要一个真话、真诚、真心的和谐友善社会,成为一个包容多元声音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强大和自信的。

对一个人而言,“说真话”,是基本人格;对一个国家而言,捍卫公民“说真话”权利,是基本国格。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是捍卫公民的“真话权”,而不是“造谣权”、“歌颂权”。“说真话”,从小做起,在此意义上,小学生凸显“真话权”,比温总理赠送的蓝色书包,更显可贵。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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