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0日讯】在中国大陆，亿万富豪越来越多。大部分人日进斗金风光无限，有人如陈光标四处“撒钱”向慈善家看齐回馈社会，也有不少担心“变天”而“狡兔三窟”转移资产甚至移民“避风”海外如仰融和张兰，更有相当数量“树大招风”中箭落马锒铛入狱，如赖昌星、周正毅、黄光裕、陈同海、乔洪等。
如今，中国亿万富豪有250人，而六年前，只有15人。这些人当中，17%曾被起诉到法庭打官司或判刑入狱。有人遭到调查和关押还有的“甚至被处决”。中国有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该月刊最新一期报导说，在中国，上了“胡润百富榜”，就等于上了“杀猪榜”。
中国人看重两个富豪排行表：美国的《福布斯》和中国《胡润百富榜》。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主要分析了中国胡润百富榜，该百富榜2012排名只列出民间亿万富豪排行榜。说是百富榜，但它列出了好几百个名字，这些人就是中国的“首富大款”，前十名是：宗庆后(娃哈哈)资产800亿、王健林(万达)资产650亿、李彦宏(百度)资产510亿、严斌(华彬)资产500亿、梁稳根(三一机械)资产460亿、刘永行(东方希望)资产450亿、马化腾(腾讯)资产410亿、吴亚军(龙湖地产)资产380亿、许家印(恒大地产)资产350亿和陈丽华(碧桂园)资产340亿。这些人，主要是以房地产起家的，也有两家新媒体(李彦宏和马化腾)，只有一家是重型机械(梁稳根)。
确切讲，中国“大款”(亿万富豪)应分为三类：一种是民富(如胡润榜大多数)，一种是官富(真正掌握国家经济大动脉的国企老总如一身珠光宝气的李小琳、陈同海们)，还有是官民富(如胡润榜排名第五、差点当上中共18大中委的梁稳根。)第二种人，不在胡润排行榜上，他们是国企老板，“拿国家薪水”，但其实际掌握和可支配资源何止亿万。以中石油董事长陈同海为例，他2009年被判处死缓，罪名是：贪污受贿1.9亿。
大西洋月刊文章提到几个“下狱”“民富”富豪名字：上海周正毅(上海农凯集团、2001年胡润排名14，资产6亿)，他2007年被捕判刑16年，罪名：行贿、虚开增值发票、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等五项;大连的徐明(大连实德，2011年排行70，资产130亿)。重庆前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去年2月出事后，王的好友徐明遭到查处。薄熙来4月被免职后，也是薄的好友徐明正式“失踪”，据说当局一直在对其“调查”。去年9月19日，王立军在成都受审被判刑15年。随后，新华社说，“2009年4月，王立军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其一直系亲属调北京某部门工作，因为没有房子，收受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在北京购置的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续。事后，王立军当面向徐明表达了感谢。同年7月，王立军接受徐明的请托，指令重庆办案部门将已羁押的潘某、王某、张某予以释放。”
大西洋月刊还提到了最近引起中国媒体和国人关注的陕西“房姐”龚爱爱，尽管她不在胡润排行榜上。龚爱爱之所以“出名”，是因为CCTV等中央媒体最近不断报导这位陕西神木某银行副行长，在陕西北京有许多住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房产达20多套，价值10亿。不过，CCTV星期四说，她在北京拥有41套住房，共9666平米。
说到亿万富豪进入“杀猪榜”“下场不佳”，不应忘记那些官富们。这些年被打住的官富大老虎们，除了上面提到的陈同海，还应提到那些在国内受审和“大难来临”前捷足先登“逃到”国外的官员大款们。
2009年，陈同海被判刑。当年，还有山东《中国轻骑集团》董事长张家岭被判处无期，罪名是信用证诈骗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偷税罪，数罪并罚罚款1205万。法庭说，他的集团：“骗开信用证294笔，开证金额折合人民币40亿余元”。还有茅台集团老总乔洪，2010年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缓”。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培英，2009年8月7日在山东被执行死刑，罪名是受贿2661万。……
中国的有钱人，至少是亿万富豪，已经没有“出无车，住无居，食无鱼”之虞，为何也要拚命赚钱甚至“拚死吃河豚”?从龚爱爱案，可以想到被从加拿大引渡回来的赖昌星案、原东北中行哈尔滨某支行长高山案。当局指控高山等，在2000年至2004年间，骗取多家受害单位的巨额资金达数亿，2004年后“潜逃”加拿大，2012年8月回中国自首。被遣送回国的，还有浙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涉案金额好几亿。有报导说，杨秀珠在纽约曼哈顿买了价值5百多万美元的豪宅。被指控犯有重罪而“出逃”美国的还有仰融。百度百科介绍：仰融2001年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3.2002年5月，自称受到“迫害”出走美国，2002年10月，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介绍说：“他是第一个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的人，也曾是300亿资产的“主人”。然而，过去一年中，他陆续经历了资产清查、职务解除、出走美国……直至被中国辽宁省政府刑事批捕。他越洋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政府和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资产侵权，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我国地方政府首次在国外被起诉的案例。”报导说，仰融在美国联邦法庭状告辽宁政府侵权，但是收到法庭传票的中国政府拒绝应诉。
中国亿万富豪“不敢露富”，除陈光标是个例外。对大多数胡润排名的亿万富豪来说，你敢不敢露富，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每年胡润排行都不会将你“名落孙山”，中国政府的审计和税务部门锐利眼光也不会放过你。当然，也有相当“富得流油“的大款，更愿意保持低调，处处“藏拙”。
中国经济和社会学者茅于轼说，富豪不敢露富有两种情况。中国有些富豪的确靠官商勾结发不义之财，理应受到调查。但有些守法的商人被当官的盯上，也就不敢露富。茅于轼说：“一方面是一些人的钱来路不正，让他们变成了大富豪;也有一种情况大富豪(的财产)来路很正，但是政府看上了他，比如，被薄熙来这种人看上了，把他搞掉，把他的钱弄过来。这种事在中国也是有的，因为在中国个人的财产和人身的保护不是挺好。所以很多有钱人就朝外跑嘛。”
在薄熙来主政重庆高调打黑时期，这种状况尤其明显。据逃到海外以避“薄王”之祸的重庆大款李俊说，薄王在重庆打黑，黑吃了“数千亿”富豪资产。李俊这一说法，得到中国媒体证实。中国经营报报导，薄王打住的“黑”富豪有陈明亮、彭治民等，每个案都涉及成千上万甚至亿万资产。被薄王打住的北京律师李庄在出狱后曾说：“重庆‘打黑’期间，公安局合法或非法没收的数千亿资产，除去丢失损坏监守自盗和随案移送上缴国库的以外，应该给民众有个明确交代。”
该报导说，早在2009年9月进行的重庆“打黑”成果展上，重庆警方公布的信息显示，警方缴获的赃款赃物价值高达330亿元。2010年5月1日重庆警方披露的数据显示，“打黑”行动中查扣涉案资产31.46亿元。
中国社会学者田奇庄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富豪不敢露富，关键原因是中国不是法治社会，没有大环境的保护：“中国目前这个社会不是个法治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治。”他说，中国官场官员变动频繁，一旦某官员离任或者调离，如果商人跟新上任的官员搞不好关系，新官很可能就会借机打压当地富豪。他说，中国没有法律对公民权利提供保护，没有法律限制官员权力，导致富豪没有安全感。不过，田奇庄也说，很多富豪是靠着权力和权力联手，违法国家政策法令，投机取巧致富的，尤其是房地产业：“因为我从事过多年房地产工作。房地产公司的人上班后不研究别的，就研究如何送礼,如何打通各种关节。”
在胡润2012年百富榜中前10名，起码有5名是搞房地产发家而现在仍从事房地产业的。许多中国人“急于致富”，但相关的法律却不完善，这就给中国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其实，在中国传统观念上，“嫌贫爱富”和“仇富”和要“杀猪”均贫富思想并驾齐驱，两者并不截然对立和矛盾。自己有渠道挣钱快速致富，很好。如不能，能尽快把公家或富人的钱变成自己的，更好。外号“大富豪”的香港悍匪张子强，就是在这种心态下绑架亿万富豪李嘉诚之子李泽钜并得到10亿赎金，创了世界“之最”，大陆警方后来在广东抓获张子强，很快将其处死。中国不足1%的人手里掌握了国家大约70%的社会财富。知名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量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亿万富豪手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停滞。但是，文章没有说，这1%的“富豪”到底有多少是“民富”，有多少是“官富”。
北京律师唐吉田表示，落得坐牢下场的富豪或者是因为违法犯罪，或者是因为“与公权力发生了摩擦”，被整到牢里去的;当然被整到牢里去也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问题：中国富豪的所谓“下场”当然会有人感兴趣，但是人们更关心、更感兴趣的是：这些人是怎么富起来的?也就是说，一般人更关心致富机会是否均等的问题。美国亚太法学研究所执行长孙远钊教授表示，中国的商业运作和致富机会还不够透明：“中国的情况是：因为官与商之间(的关系)不透明，不够透明，所以呢，并不是人人有机会，是少数的人有机会，这会造成社会的严重对立与分化。”唐吉田也说，多数中国人并不仇富，只是对机会不均感到不满：“就是说对机会不公平、竞争起点不一致，等等……(对这种现象)人们可能是深恶痛绝。”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财富、长相这些“虚浮的、表象的东西”，而是这个人为了自我完善所作的努力：“梦的后面需要有一个价值观来支撑。”对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富人们来说，能够荣登《福布斯》富豪排行榜是莫大的荣耀。但是，在中国却恰恰相反，中国富人认为自己被列入《胡润百福榜》，就像是被列入了“杀猪榜”，不会有好下场，也正因为如此，刮起了一股中国富人的大逃亡。……
美国福布斯中文网日前的报导称，中国“一些最富裕的人”最近似乎遇到了“麻烦”。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榜富豪中，有17%遭到调查或被逮捕。或者已经由于各种犯罪行为被逮捕，一些人甚至已经被判刑，还有一些人也失去了巨额财富。发生这样的事并不新鲜。过去，很多上过“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富豪其结果也是锒铛入狱。远如南德集团老总牟其中，近如国美集团老总黄光裕。有人认为，他们的“落马”多少缘于其企业家的性格特征：喜欢冒险、性格偏执、独断，这一性格共性是极易导致风险产生的。
但是，这只说对了一半。其实，牟其中、黄光裕只是众多问题富豪犯罪中的代表。从已经宣判的一些富豪的罪行中，包括虚报注册资本罪、抽逃注册资本罪、非法集资罪、挪用资金罪、诈骗罪、非法操纵证券市场罪、偷税罪等罪名，几乎涵盖了所有经济犯罪的罪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当然，最近以来上榜富豪遭到调查或被逮捕，对更多的中国富豪而言，可能是一个不那么让人乐观的信号。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群体，中国富豪的财富路径总是受到许多人的高度关注甚至质疑。在历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房地产开发商向来占据很大的比重。其中在2002年度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而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是开发商。
这凸显出中国的国情。许多开发商在短期内成为富豪，不是凭正常的市场竞争或直接的市场能力与智慧。他们靠的是利用政府权力对弱势群体及土地资源的掠夺。正如此，与国外富豪相比，中国的富豪似乎更容易触礁或“落马”。
进一步推论，一些富豪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参与官商结合、权钱交易的趋势已愈加明显，社会天平进一步倾斜，致使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之大已成世界之最。据胡润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国国内的千万富豪超95万人，未来五年，中国的千万富豪年增长率将达到20%左右。当然，对于现在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95万人只是很小的一个数字，但是他们却占据着国内巨大的财富。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近5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两相比较，改革30年中国无论是收入差距或是城乡差距都达到了历史峰值，严重的贫富差距，刺激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潜藏着的根深蒂固的“仇富心理”，最终表现为对富豪“发家史”——第一桶金的来源合法性质疑，曾引发出一场富豪“原罪”的大争论。
在中国，“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一样根深蒂固，1980年代，万元户就已经是人们艳羡或另眼看待的富人了。30年后的今天，一个富豪阶层已经在中国出现，尽管坊间对此争议很大，但这个阶层的扩张已十分明显。
那么，国内有多少人能接受富豪阶层?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又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富豪的评价，涉及到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关于财产、财富在社会不同阶层的分配问题。
无庸讳言，在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贫富分化日益尖锐的现在，法治在进步，国人在觉醒。正是因为法治的力量，才有了对问题富豪犯罪的审判和拷问，正是因为法治的力量，才得以让问题富豪们罪有应得。
实际上，一些中国富豪上了富豪榜后，因为违规违法遭调查或被逮捕，让公众看到的是社会公平的申张和法治正义的回归。当公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榜名单时，提出的疑问往往是，上榜那些人积累的财富，是靠自己的本事，还是靠其它门路获取的。如果一些富豪积累的财富是靠贪污腐败、走私贩毒、违法犯罪得来的，那么，公众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公平感，甚至反感。换言之，如果再不对这部分问题富豪“清理门户”，恐怕以后再无以取信于民了。
美国《大西洋月刊》报导称，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亿万富豪数量在短短的六年中，从15人增长到250人。然而，中国的亿万富豪却认为自己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只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调查显示，17%的中国富豪都被起诉过或被判入狱，甚至被处决。
有分析认为，多数中国企业界大亨都是依靠和政界的关系，积累自己的财富。他们完全无视法律和正规的商业竞争规则，在短时期内积累了巨额财富，不足1%中国人掌握了这个国家约70%的社会财富。中国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到0.613，已经突破危机临界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随时会爆发大规模性动乱。
知名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士丹利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量财富积聚在极少数亿万富翁的手中，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停滞。现在，中国就出现了这种状况，一小部分富人拥有超过100亿美元的资产。更为可怕的是，这些财富的积累往往是靠官商勾结或者本身就是拥有权利的特权阶层。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估计，现在中国每年“灰色经济”产值达1.47万亿美元，并且这一数据还在继续增长。同时，不足1%中国人掌握了这个国家约70%的社会财富。这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社会的稳定。香港《争鸣》杂志曾披露了一份社会调查报告，这份题为《关于社会稳定、和谐状况调查研究》的内部报告指出，2012年上半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到0.613，已经突破危机临界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随时会爆发规模性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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