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5日讯】编者按：二○○九年开放出版社在高耀洁医生出走美国之际出版她的大着《血灾：10000封信》，最近又有河南社科院刘倩出版《血殇》报导河南艾滋病的来龙去脉。令人愤慨的是，如此巨大的一场卫生灾难，至今竟无一人负责。
我看了《血殇》一书后，几次为农民的生活流泪。一星期看完第一遍，看第二遍，画重点。它太沉，我无力拿，放在床架上⋯⋯
这本书越看越好。很真实，很全面，很有说服力。它不仅是真实记录了这场殃及千百万人生活生命的艾滋病事件，还深入探讨这场灾难之所以发生蔓延的前因后果；最终庖丁解牛般层层揭示出事件的内在逻辑。为在艾滋灾难中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农民留下了定格存影的历史记忆，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为底层弱势民众立文正名，让人们看到生命的挣扎、坚忍与宝贵，人们对苦难命运的顽强抗争，这是一部真实诚恳之作，读之感人至深。
刘倩：现场真实的诚恳之作
《血殇》是作者置身现场，亲历事件，与当事人一起的见证与解读，具有一般书写没有的“在地真实”。作者又是一位老年女性，以花甲之年完成本书的写作。为啥深入艾滋病疫区与病人同吃同住， 促膝长谈心腹话，揭露这些农村棘手问题，多是老年女士？真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没有一个男儿出来抗争”。男士们为何不勇于站出来揭发农村民众的苦难呢？也可能是男士们勇于做大事。不！不是！ 武汉市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年逾花甲，他不为名利，在九十年代末已断续深入农村艾滋病疫区，揭开了不为人知的盖子，是很了不起的善举，留芳万世。
本书作者河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倩，深入艾滋病疫区做田野调查六年，以一个艾滋病村庄为重点，同时走访调查很多村庄的“血祸”死亡的实际状况，揭出农村青壮年劳力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而死去，留下老人和幼儿相依为命，少吃缺衣，度日如年的悲惨景象，读来令人落泪。一个二千多人的村庄，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村民达四百多人，九十年代后期即开始发病死亡，至二○○三年已经死亡九十五人，至二○○七年死亡达二百人，而全书“尾声”部分列出长长的二百四十五人的艾滋病死亡名单，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二○○二年八月十三日《文汇报》报导，河南商丘双庙集这个三千多人口的村庄，现有艾滋病感染者三百零一人，已死一百二十三人，其中还有些人们有卖血史，他们害怕歧视不敢去检查⋯⋯多数病人生活极其困难，不少人哭着说：“一分钱也没有，无法看病，也吃不了药，只有等着死⋯⋯”河南采访和报导艾滋病的疫情，至今仍然是讳莫如深的事情。
灾民无生计从事危险爆竹生产
“这祸，咋真就躲不过哩？”书中人物卫华妈不断重复的这句话仿佛箴言。在这场灾难性事件中，艾滋病还不是农民悲剧命运的最后终结，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使这里的人们遭遇又一场灾难。手工制作鞭炮，是一种危险的行当，很容易发生爆炸事故，国家明令禁止私自生产。而这里的艾滋病人把它当成了救命的稻草——由于村里没有其他生产门路，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制作鞭炮，就像当年卖血，是全村人的“生意”。屡屡发生的爆炸事故，使不少人被炸伤炸残，甚至被炸死亡，书中这些照片惨不忍睹。
而当地公安胡乱执法犯法，以“查处”为名抓人罚钱敛财，许多人家因此倾家荡产——这是作者亲眼目睹的艾滋村庄的又一个真实情况。人们“宁可炸死，不愿饿死”，悲剧以另一种面目在延续，而且更加狰狞惨烈。这不仅是农民现实生活的写真，还说明我们的人民陷入一种在劫难逃的悲剧“轮回”。
艾滋病疫情这段历史，令人感叹唏嘘。有国内公共卫生界权威专家将河南艾滋病事件定位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罕见的重大灾难性事件”。《血殇》令人信服地一步步揭示出，如何由于体制性因素，使这场原本可控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一场失控的人道灾难。疫情发生后，地方政府隐瞒于前，塞责于后。地方卫生部门至少在一九九三年已经发现艾滋病在河南献血员中蔓延流行，一九九五年国家卫生部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紧急部署，河南省采取关闭血浆站的紧急措施。
但是，这一切，民众包括农民献血员毫不知情，社会信息真空，以至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八年，大批农民流动卖血屡禁不止，大面积经血液传播艾滋病毒长达五年时间（甚至更长），大批献血农民被污血感染。即使政府出台救治救助政策后，许多有关规定百姓并不了解甚至无权过问，根本享受不到。救助款项被贪污挪用，救助资源大量流失。由于信息封锁，至今社会上大多数民众对中国农村发生艾滋病事件依然所知寥寥，对艾滋病依然因无知而恐惧，社会歧视不能消除。
河南政府无人对灾难负责
河南艾滋病事件揭示出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扰乱社会秩序罪”为各级官僚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手段：既可以理直气壮地恐吓镇压艾滋病人“闹事”，还一笔抹煞体制官僚应担负的责任。迄今政府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事件负责，更不会得到应有的查处。作者尖锐指出：“在造成严重后果的一场又一场灾难性事件中，找不到责任人；体制中谁也不必负责；没有人负责的体制，是一个不负责的体制、是一个‘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不可避免地还会发生灾难和悲剧。”
当年卖血是政府官员倡导的、操纵的，血站也是他们建立的，由此造成艾滋病大规模传播、流行，导致大量青壮年人死亡。“上级任命”的官僚体制下的各级政府官员，都只对上负责保自己的官位，不必对事件负责对百姓负责。疫情发生后，地方当局隐瞒疫情，因为他们首先所关注的不是事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是如何才能使事件不要危及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大规模的发病死亡和人们的恐慌迫使事件浮出水面，而越到后来后果越严重，也就越无人敢承担责任越需要隐瞒。
最早使中国艾滋病疫情公开于世界的并不是官方任何一级政府，而是濒临死亡 绝境的河南农民感染者“向上向外”的呼救。在上面和外面的压力之下，河南省当局“突然”转变态度，在疫区建“艾滋病防治示范村”实施“六个一”形象工程且限期完成。
省委请来凤凰卫视为灾难掩饰
香港凤凰卫视被请来河南，由河南省委副书记亲自陪同前往实施“六个一”工程的艾滋病村庄参观考察，当晚凤凰卫视的报导一举改变了河南当局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不良形象，国际舆论发生逆转，称赞河南省艾滋救助工作做得好，中国抗击艾滋力度大，中国政府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华丽转身”。一场灾难性事件不但没有危及当权者的权力和地位，相反强化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党和政府以救世者形象施恩于民，救民于水火，地方官员利用艾滋病再创业绩。
《血殇》详细记述剖析了这一过程。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假相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最近一份官方内部的AIDS信息年报中报告，二○一二年新发现的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里，新发现病人数排在各省市区前五位的，首位还是河南（河南二○一二年发现的HIV／AIDS中，百分之四十八是AIDS）。有业内人士估计这些AIDS病人，主要是晚期因卖血而感染的HIV的农民。
《血殇》是一本农村调查的优秀作品，也是一本难得的农村调查资料好书。写出了“血祸”艾滋病造成的悲惨处境和灾难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员的贪婪，他们以发展经济实为制造政绩仕途升迁，动员农民卖血导致“血祸”。农民因负担过重，面对着农业税，提留 税，计划生育罚款等经济压力，种田不能维持全家温饱，才走上卖血的道路，他们从没想过这是一条通往死亡之路。
村霸支书横行乡里为所欲为
他们被骗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至九十年代末已造成中青年人口大量死亡，当时还不知道害的是啥病，其实艾滋病幽灵早已在村里流荡，只是村民们一无所知。政府官员压制隐瞒，把艾滋病说成“无名热”。直至二○○四年，政府官员还对外隐瞒艾滋病疫情，只对内承认艾滋病感染与卖血有关，对大多数感染者并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救助，而是搞个典型村庄，应付上级视查和外来人士参观。
书中还真实描述了农村社会的混乱现象。遇事比拳头，谁家兄弟多，家族大，谁是赢家，当地俗称“光棍”，通称“村头”、“村霸”、“无赖”、“混子”等，他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谁也不敢惹他们，少兄无弟老实巴交的农民们，门户单薄，只有受气受欺侮，俗称“眼子”，看来大有强食弱肉之势。我记得农村有句顺口溜，“我们支书真是忙，村村都有丈母娘”，这是形容村霸们的名言。如果这类家伙能与外界势力勾结，更是身价上升百倍，摇身一变成了“世界伟人”，加冕种种桂冠，这是中国农村鲜为人知的怪象。
假如政府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官员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不去捂盖子，中国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这场艾滋病灾难死去多少人？只有天晓得！说白了，官员造成艾滋病血祸泛滥。
当今社会贫富差异巨大，富豪群体歌舞升平，一扔千金，他们是否知道农村还有人没饭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这是社会环境的写真！富人社会你们相信中国农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境域吗？
《血殇》不仅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实记录，也是一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人类灾难的惨痛历史的真实描绘。这本书中，你会看到中原大地坟墓包围了村庄，是关系我们国家民族命运兴衰的很重要的一课。
（2013年3月24日。参与4月11日发）
－－原载 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