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升利:从刘汉罪案看“西西里化”的“两会”

【新唐人2014年3月11日讯】作为四川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的刘汉因被打成“黑老大”,没有参加今年的省“两会”,而他的“大靠山”周斌的父亲及“小靠山”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也告别了今年的“两会”。同时,有着东莞“四大黑社会龙头老大”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梁耀辉因其太子酒店被央视曝光,也“请假”缺席会议,开始像全国人大代表王立军那样“休假式治疗”。还有为无期徒刑“准黑老大”翻案的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原中纪委副秘书长、山西省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为亲属“黑老大”保驾护航的广西自治区政协李达球,为黑社会贿选人大代表创造条件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原衡阳市委书记)等人,只能在监狱里收看“两会”了。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仿佛走进了意大利西西里岛。

自从1990年8月10日哈尔滨的“乔四”被打黑后,在中共20多年的打黑成果里,绝大多数“黑老大”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而在每个黑老大的背后都有一群政府官员是他们的“保护伞”。很多落马官员“倒霉”在黑社会上,辽宁省纪委书记王唯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都是黑社会“出卖”的。作为四川省政协常委的刘汉,是“省领导”一级的红色人物,突然被打成“黑老大”,其团伙身背九条人命,其枪支弹药由公安局和检察院提供,其合作伙伴是周姓“太子党”,其保护伞是地球人都已经知道的“康师傅”。刘汉的“黑金帝国”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真实写照:黑社会政府化,政府黑社会化。这是在公认的社会规则严重稀缺和起码社会信任的极度缺乏环境中,受利益的驱使,黑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组织互相渗透、互为依靠,而衍生出的一种高度畸形、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

黑金政治和畸形政商联盟,是最适合黑社会生长的土壤和生态。政府的权力过大,对资源的垄断太多,私营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和壮大,必然要跟政府官员紧密结合成一种特殊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变成了权力经济,私营企业要利用权力垄断市场、获得项目、压低土地成本、收购廉价的国有资产,权力带来的不公平必然引起竞争对手、失地农民、动迁户、国企改制下岗工人的反抗,如果不靠打打杀杀去为权力开道,就会把收买权力的成本也搭进去。于是,一些民营企业家稀里糊涂地成为了“黑老大”,随着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他们越需要营造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通过“投资”慈善,购买“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等身份,为自己披上一件政治上的安全外衣。从而,会有更大的政治人物充当其“保护伞”。因此,公安部把“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改成了“打黑挖伞专项斗争”。

另一方面是政府需要黑社会。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中国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所谓的协会、商会等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这就使政府的裁判和官方协会的调节没有任何公信力。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只能依靠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当打手;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 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嫉妒黑社会头子成为“第二组织部长”,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提款机”;作为公安警察,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中国各级“两会”里的黑社会是怎样当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已经被打成“黑老大”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辽宁黑老大刘涌的沈阳市人大代表资格,是他在取保候审期间给候选人推荐者“每人10万元”买的,为他以人大代表为资本进行作恶提供保护的人有副市长马向东,“干爹”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干妈”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姘头”政协副主席焦玫瑰。在网上搜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黑社会”,有关湖南省的条目最多,其中比较显眼的有“湖南省人大代表李湘铭领导黑社会组织一审获刑20年”、“全国人大代表刘爱平涉黑背后的权力腐败”、“衡阳特大涉黑案团伙成员周跃飞和周跃鹏分别是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桃源县政协委员组建黑恶团伙敛财200万”、“政协常委姚志宏蜕变成邵阳市黑老大”、“长沙市人大代表陈永忠派黑社会砍杀讨薪农民”、“邵阳市人大代表勾结黑社会强拆”、“人大代表陈建武命黑社会绑架上访人员”……河南省的黑老大是怎样当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衡阳“亿元贿选案”在湖南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来自衡阳的76名代表中,只有20人“干净”。其余56人均经贿买选票当选,总额达1.1亿元人民币,人均196万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平均每人收了19万人民币。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只有7人没有受贿,人大代表受贿率高达98.67%。中共说他们是由人民选出来的,难道人民是自虐狂,选黑社会欺压自己?

社会“西西里化”是由公共权力“寻租化”而导致的,公共权力“寻租化”后,黑白两道就会合流,人民就会遭殃。在刘汉团伙一系列命案中,只有一名凶手被轻判四年,其他凶手全部逍遥法外。一些受害人避走他乡,数年不敢回家。不完全统计显示,先后有百余名群众被该组织侵害,而举报、控告者仅寥寥数人。很多受害人家属明知刘汉兄弟就是凶手,却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直说“刘家”,只能用“那家”来代指。刘汉罪案的核心不是杀人和杀了多少人,而是为何能杀人不偿命。好人为什么怕坏人?这个问题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公共权力已经成为刘汉的看家狗,警匪一家,你告刘汉就等于告政府,政府成为最大的黑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是婊子的牌坊,而打黑只是给牌坊镶个金边而已。

刘汉被打掉后,民间又放鞭炮了,受害人又开始“感谢党、感谢政府”,老百姓又开始说“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媒体又开始重复“多行不义必自毙”、“除恶务尽”、“再一次显示了中央反腐打黑的决心”。其实,刘汉被打黑,与这些格式化语言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不是“康师傅”力挺薄熙来而得罪了习近平,刘汉不知要行多少年不义才能自毙。刘汉不是倒在被害人家属的举报上,不是倒在法治的到位和效力上,而是倒在宫廷斗争上,倒在连坐制度上,倒在“选择性执法”上,倒在中央领导的一句批示上,倒在“由党中央坚强领导、公安部直接指挥”上。刘汉被打倒了,这个迟到的正义是用“程序违法”换来的,而“程序违法”既可以用在刘汉身上,也可以用在薄熙来和“康师傅”身上,更可以用在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许志永、丁家喜等人身上。贺卫方在评价重庆打黑时说:“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就钢拳铁掌,把久治不愈的黑手党一扫而光,举国为之欢呼,对元首的崇拜无以复加。接下来,铁拳就面向所有敢于提出非议的人们,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力已经丧失了,同时欢呼已经成为习惯,社会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中国各级“两会”中,到底有多少黑老大式的委员和代表?在“两会”参加者的构成上,官员和商人的比例是最大的。但官商联盟关系中权力是不对等的,官员始终是掌控关系的一方,因此,商人的命运其实也是系在官员手中的,一旦因为政治的需要或经济需要,官员就会假借打黑等手段,轻易就将昔日兄弟作为“黑老大”进行无情打击。薄熙来就是这么干的,他才不管你是哪一级的委员和代表,一律送进监狱,没收财产。所以说,真正的黑老大是官员,你作为商人只是一个“马仔”,在市委书记面前一定要发自内心地称呼他为“老大”,在“两会”上发言和表决时一定要站在“老大”的立场上,一定要代表“美国孩子家长”的利益。向大会提案时,你千万不能提官员财产公开,要提给公务员加薪。讨论报告时,你一定要反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报告,是一个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我完全拥护!在表决“两高”报告时,千万不要因为“上访大军”影响情绪,做到“连任12届人大代表不投一次反对票和弃权票”。见到中外记者时,一定要说“养老保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

政协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一群“马仔”与执政党进行“协商”,能协商出什么样的政治?那一定是黑金政治!人大的全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一群“黑老大”去表决事关人民命运的大事,全国人民将是怎样一种命运?那一定是复兴到大唐和大清的命运!由一群组织推荐的“黑老大”和贿选的“马仔”选举产生的一府两院及表决的诸多立法、人事、经济和社会事务,还有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那一定是“嫖宿幼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雾霾的北京欢迎你:“美国孩子家长”、“黑老大”、“马仔”、“太子党”、“最美政协委员”、点缀会场的民族服装模特、真假难辨的尼姑和尚、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红歌明星、再加上“听党指挥”的军警和“把敏感问题让给外国记者”的记者。他们欢聚一堂,必将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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