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央视主持人毕福剑的“酒后辱毛”事件及其“道歉”，正好可以用来验证中国当下的政治生存状况。
毕福剑言论的正确与否，在我看来也是颇为重要的。对中共魁首毛泽东的褒贬臧否，是衡量一个人有无良知的试金石。1981年，由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强行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榜“全面否定文革”，却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悖逆了全社会有识之士的认知，谬称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刻意对其做出正面评价，并以此作为国人遵循的标准。三十多年来的每一次思想动荡，都与对毛的态度息息相关。
毕福剑对毛泽东的评价，是调侃式的真话，充其量也就处于常识水准。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以及了解毛的所作所为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及给每个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因此，毕福剑的言论并无特别值得关注之处。他能在酒桌上说这番话，仅仅表明他是一个还算正常的人。这或许还不能叫做“白天说鬼话，酒桌上说人话”，但也是令人颇感悲哀的。毕福剑曾经是“红军小学”工程的“爱心大使”，——一个为了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政治教育工厂，他被选作代言人，固然有被组织相中的信任，恐怕也不乏逢迎配合之意。对毕而言，他一定意识到自己是红色体制一员的身份，在他所主持的那些节目里，充斥着革命的红色基因，可以说，他是遨游于主旋律的大海之中，并从中获得了名声、财富以及人脉。
他是这个体制及其所宣扬的红色革命文化的受益者，照例说，他应该是深怀感激之情的。他之所以被人诟病，乃是出于此点。他好像背叛了“革命”：吃共产党的饭，骂共产党的娘。
也正是由于酒后的率性表演，他赢得了人们的某种同情，因为这表明其内心深处还有可爱的一面。不言而喻，也证明了体制对人的侵蚀难以触及内心——任何看似从中获得巨大好处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保有自己的那份天真。这或许正是当代政治思想工程的悲哀，你可以收买一个人，让他假装服从，但你无论如何也难以从内心征服他。这也是为什么从央视脱身而出的许多名人，其言论尺度往往大得令人咋舌。正如坊间所议论的那样，往往是中央党校的教师言论尺度最为自由、开放。一个身处体制枢纽中的人，才常常会真正明白其荒谬所在。
在此，我们或许还可以做出一个推论：若这些活得滋润、自在的体制内名流，其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情感难以为外人所知，他们在公众平台和私生活领域的言行高度一致，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在我看来，这类人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已经成为活化石，要么成为潜在的深度精神病。
对毕福剑戏谑言论的病毒式传播，是这个时代人际关系恶化的一个范例。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处于他人的目光之下，你的一言一行都讲被人记录和传播，慎言慎行应该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生活准则，不给别有用心的人毁灭自己的机会。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任何私下的言行都可以如此被公之于众。那些悄悄拍摄记录他人言谈的人，如果未经当事人的认可和同意，就径自发表、传播，是侵犯人权的恶行。在毕福剑事件中，这种传播显然是恶意的。传播者当然知道，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氛围中，对毛的负面评价是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的。
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高度行政化的国家，因为没有足够充分的对私人信仰的保护，而是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主流意识形态，这就造成了人格分裂的普遍现实。官方的政治教化以及所尊奉的意识形态，对每个人形成精神上的强大压制，人们被迫假装顺从，而把真正的思想取向深藏心底。毕福剑敢于这么调侃毛泽东及其国家机器，正表明这种压抑的程度之深。在中国，表面的政治划一，往往是与私底下粗俗的调侃补充而生的。甚至可以说，官方可以制造自己所需要的任何声音，但他们却无法让百姓从心底里产生真正的认同。
对毕福剑的投诉、举报及处理表明，中国距离一个正常国家的距离还非常遥远。不论是央视的迅速处理、还是红军小学的取消“爱心大使”称号的举动，都无一例外地表明：执政者不在乎因鼓励告密而产生的人伦道德的崩溃，他们只在乎刺耳言论的危害。他们决意造成某种精神恐怖，其实，如此惩罚私域里的自由言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此例一开，个人生活将完全敞开在国家机器的监控之下，奥威尔在《1984》里所描述的极权制度统治人类的一幕将成为冷冰冰的现实。
如果说，广州区伯被特务机构蓄意制造的嫖娼事件，证明了以国家面目出现的代表国家利益的恶势力，可以无耻到何种程度；那么，毕福剑私语受罚事件则表明，毒化中国人生活的机制仍旧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国家需要告密者，还在纵容恶、利用恶来遏制人性；人们不以告密为耻，竟公然递刀杀人。这不是两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有机体，证明那套六十多年不变的控制术行之有效，以及被扭曲的人性如何持续开出妖艳的恶之花。
毛左们动辄群体呼应，攻击任何一个他们所不喜欢的人，每次都能赢得当局的默许及支持，并作出他们所满意的处罚，这才是中国当代的政治奇观。他们与执政者精神趋向的同构，左右并制约着中国的文明走向，而社会及自由知识分子对此无能为力，这才是中国的悲哀。利用民粹和毛粉的双重策略，加上有计划且不惜重金培育的一茬茬五毛，正在让这个时代充满诡异的变数。毛泽东曾经将造革命舆论列为取得政权的重要法宝，在互联网时代，他的后继者红卫兵一代将制造舆论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谓得了真传。
你们所说的“文革”一直没有结束，他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