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山老泉:听陈老讲他那过去的事

从劳改队释放,我回到了生产队,跟人学会了养蜜蜂,以后几年真是“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啊。因为蜜蜂逐花,哪儿有花我们去哪儿,这样才能多产蜂蜜。

有一次我们用卡车载着几十箱蜜蜂去广东,一小青年硬要搭我们的便车,我问为什么,说想省车票钱。后来相熟,才道出真正原因:他没有证明信,不搭我们的车出不来。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在毛时代,别说去广东,就是去自己所在的县城,都要单位开证明条,盖上公章,证明你是哪里人,是什么身份。搭车的小伙儿为什么开不来证明条?说出来吓死你:他要去台湾!如果被“革委会”发现,那是要杀头的!

原来,小伙子是湖南人,他们生产队里的几个年轻人收听敌台,说台湾如何如何好,想去台湾的请写信寄往广东哪儿哪儿再转香港伊丽莎白什么信箱,然后有人跟你联系。小伙子们信以为真,就写信寄出去,并派其中的一位去广东探消息。搭我们便车的就是这个小伙子。到了广东,我们在农村落脚,搭个简易茅棚,蜂箱就摆在茅棚的前面。小伙子也离开我们去跟他那完全不靠谱的所谓台湾人联络去了。

后来有一天,茅棚里来了一个人,操广东口音,自称也是养蜂的,想交流经验。我觉得怪怪的,就用养蜂技术试探,结果他对养蜂一无所知,我就知道这人是公安了,估计那个去台湾的小伙子也已经危险了。之后的一天晚上,小伙子趁夜色来找我,说年关将近,政府查外流人员正紧,想让我把暂住证借给他应急。我说借给你我自己呢?他说你还有证明条嘛。于是我就把我的暂住证借给他了,临走叮咛:你万一出事,可不能说是藉我的,要说是偷我的。他答应说好。

不知又过去多少时日,那位公安又来了,问我有什么东西丢失没有,我说没有。这时我心里已经明白年轻人出事了,公安所说“丢东西”肯定是指暂住证了。果然公安跟我挑明了是暂住证。于是我假装去找,把语录本翻来翻去,嘴里嘟哝明明记得是放在语录本里了,怎么不见了?公安说别找了,被人偷走了,你呀,革命警惕性不高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暂住证。

又等几天,公安押着小伙子又来到我的茅棚,说要拿衣服。我立刻明白,小伙子怕在监狱里冷,想跟我要衣服穿;也可能是想让我给他的家里捎信。我就把我厚一点的衣服找两件给他。再后来,听说,湖南省那个村子里的七位年轻人一同被枪毙,我也就不奢望要回我的衣服了。

好险啊!如果不是我机智——说暂住证是“偷”的。要是说“借”,那就连累上了,我早就在50年前上西天了。

上面的故事,是我在上周末的聚会中听湖南陈老讲的,陈老就是养蜂人。

陈老,上世纪50年代大学生,因为“右倾”坐牢,后被送往劳改农场改造,刑满释放后回原籍劳动,1979年“右倾”改正走上工作岗位。其实他大学并未毕业。

我问陈老,你为啥说自己是“右倾”,而不是“右派”呢?陈老说右倾和右派不同,右派是1957年用“阳谋”整倒的知识分子,右倾是1959年受彭德怀牵连。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污“军事俱乐部”,一同打倒的有中央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李锐等,下面层层牵连,一直到大学里。我当时是湖南省高校最严重的右倾学生,其他右倾只在本校批斗,我是被全省的学生代表批斗,然后送进监狱。”陈老说。

知道了吧?这就是毛时代!不但广大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被打倒被流放,就连青年学生也被打倒被流放,你们现在居然还要中国科技腾飞,还要获诺贝尔科学奖,可能吗?

唉,不说了,还是继续听陈老讲他那过去的事——

刚才说了,当年出门是要开证明条的,没有证明条被逮到就说你是特务、坏蛋、阶级敌人、盲流,然后关起来,送你返乡。有一次,我们几个想(具体事情我没记住——笔者注),可是开不出证明条怎么办?我们急得什么似的,然而小赵表示有办法。到了第二天,小赵果然拿出一沓空白证明条,并且盖着红彤彤的大印,对我们得意洋洋。只是很遗憾,上面有一行什么字用不上。然而困难吓不倒英雄汉,他们说用褪字灵可以褪掉。接着,就有胆大的拿着褪了字的假证明条“铤而走险”了。

可是,他失败了。假证明条上的褪色被发现,把他捉去送公安了。不过还好,他本人乘人不备逃了出来。

可是逃出来也不是个事儿啊,人家会根据假证明条上的单位和姓名找上门的。偷证明条是犯法,伪造证明更犯法。怎么办?最好还是把假证明条再要回来,或者偷回来,让他们空口无凭,否则那是一定要坐牢的。

偷回来?怕不可能。公安局是你随便“偷”的?只好想个办法堂而皇之地“要”。可是“要”,谁敢?说不定“要”不成又搭进去一个。最后大家推来推去,说只有我才有可能“不辱使命”。

既然被大家“抬举”,就是龙潭虎穴那也要闯,我就壮着胆子去了某公安局。

我忐忑不安地来到某公安局,说我是某某单位的,我单位某某回家自首了,我们想把假证明条拿回去作为证据处分他。公安说有这事儿,同意你们单位处分他,可是我们也要看看你的证明条。这时候我慌了,怎么就没想到我也要证明条呢?我故作镇定说,来时急慌了,忘了开了,要不……公安说不要紧,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能证明你是派来的就行了。这时我更紧张了,我哪儿是单位派来的呀?我是那几个愣头青派来的,这电话一打不就露陷了吗?我的娘哎,搞不好今天要替那家伙“留下”了。此时我紧张极了,心脏蹦蹦蹦地跳,我嘴里答应着,眼睛早往四下里逡巡——我在寻找逃跑的路线了。凭年轻跑得快,说不定能逃出去,我想。可是,哈哈,上天搭救,那位公安拨了半天没人接!于是我趁坡下驴,说明天再来吧。公安说好。

有惊无险!我半走半跑赶回家,把那几个一顿臭骂。我说你们笨死了,用褪字灵只褪几个字能行吗?痕迹那么清楚!你要用什么什么(化学药品)全部浸泡,然后用清水漂洗才不露痕迹。说完我找来药水亲自动手,等晾干以后再写上文字。第二天我拿着“真的”假证明又去了,公安对着光亮照了照,说你看,你这才是真的嘛。昨天一看就是假的。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假证明条儿交给我……惹得我在心里偷偷儿地笑。

哈,几十年过去了,这事儿如果编成电视剧,我就是英雄杨子荣“智闯威虎山”了吧?你等着,有一天会有人把我当英雄的!

我的家乡在汨罗,就是屈原投江的汨罗,也是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的地方。我岳丈那个村就有赤卫队。我岳丈活着的时候我问过他为啥不参加革命,他说正经种田人谁干那杀人放火的事!我岳丈说他的邻居就是被赤卫队用梭镖捅死的。他的邻居是一生意人,从江南往江北贩运粮食,等粮食出手买了两个油饼吃,吃完两手油,就往墙上的纸上擦。谁知道这墙上的纸是赤卫队贴的布告,旁边还有两个赤卫队员在把守。赤卫队员问他干什么,他吓得结结巴巴答不出,就被赤卫队员捅死了。我岳丈说,赤卫队真不把命当命啊,捅死一个人比捅死一条狗还简单!

我岳丈的故事让我对“革命”一词有所升华。什么叫“革命”呢? “革命”不就是“要命”吗? “要命”不就是杀人放火吗?后来的一件事更坚定了我的这种​​认识。

那是1971年,我为了什么事要到一个村庄去,这个村庄坐落在大山里面,三户人家六口人,一户三口的,一户两口的,一户一口的;后两户就是绝户,因为孩子在红军时期参军了,如今音信杳无了。

那天我从城里往这个村子赶,临走带了两天的干粮(烧饼)。我翻山越岭,走啊走,天都快黑了还没赶到。路上我纳闷:山上有成片的坝子,道路也很宽,就是没有人走;大路也被荒草覆盖;偶尔遇到村庄,可走进去见不到人;古旧的房屋,木墙蓝瓦,草木深深;进屋里,桌椅板凳尚好,只是蒙了厚厚的灰尘;举头满是蛛网;有的床上还有蚊帐,可是用手一摸便成灰,纷纷下落。走出村庄终于见到一个人,问这种景像是怎么回事,那人说是人都当红军了,村里没人了。我把烧饼给他一个,他很感谢,说如今咋还有这好吃的东西!

1927年,1971年,中间40多年过去,大山的破败都还没有修复!

我们形容战乱过后或饥荒过后的景象往往爱用“赤地千里”、“荒无人烟”等词儿。我这次的所见所闻不就是“赤地千里”、“荒无人烟”吗?

回来我把这事说给岳丈听,岳丈说那有啥稀罕?赤卫队把大户杀了,国民党过来又把赤卫队杀了,没有被杀的都逃走了。这不就是后人说的“无人区”吗? “无人区”,既有共产党的功劳,也有蒋介石的功劳,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大恩人!

这时不知怎地,我居然想起了“湖广填四川”的故事来:张献忠屠川,杀得成都平原赤地千里,想不到三百年后,湖南江西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我们把思绪拽回来,现在是老泉在说话。

那天陈老讲了很多,可惜我记不住,再加上陈老“湖南普通话”也不好懂,今天就转述到这里。

陈云曾说老毛“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我不苟同,我只觉得他“革命”也有罪。革命成功,如果带来的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当年的“赤地千里”也值了。可是成功以后又重新“赤地千里”一遍,那当年的“赤地千里”又有什么意义?就说陈老,当年可是出类拔萃呀,他本来可以在大学毕业后施展才华,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可是没等他毕业就打成劳改犯,一辈子不是受罪就是蹉跎,多可惜呀?像陈老这样的,全中国又有多少?别说陈老,那些学成的呢?那些学成归国的呢?毛的历次运动打击、迫害、浪费了多少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才干?给中国带来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啊?

真是罄竹难书!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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