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上演整人、挨整、被整死的悲剧。1962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先告发，再揭批，后诬陷，充当毛泽东打倒习仲勋的重要打手。到十年文革时，阎红彦成了挨整对象，最后被整死。
阎红彦是“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中共上将，也是第一个“自杀”的省委书记。
阎红彦被中共认定“叛党自杀”
1967年1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给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打电话，要他接受造反派的批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云南造反派已多次批斗过阎红彦，并且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头子要求阎红彦出席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的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阎红彦没有去。为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当天下午5点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到昆明市一个军事基地——小麦峪。到了1月8日，跟陈伯达一番激烈争吵后，阎红彦睡下了。第二天早上，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叫他起床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1967年1月14日，中共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时，称阎红彦之死是“叛党自杀”。
阎红彦是打倒习仲勋的急先锋
1962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从此，挨整长达16年。习仲勋被打倒，与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有直接关系。
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高岗、习仲勋等都是中共西北地区的领导人。谢子长死于1935年，刘志丹死于1936年。高岗、习仲勋后来被重用。高岗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高岗被扣上“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名打倒，后自杀。习仲勋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阎红彦长期不受重用，直到1959年才成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一直嫉恨高岗。高岗死后，又嫉恨习仲勋。
1962年7月21日，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小说《刘志丹》送审稿，他在简单看了看之后，就认为这部小说有问题，写信给作者李建彤，阻止小说出版。李建彤没理会。之后，小说《刘志丹》在《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载。1962年8月中旬，阎红彦看到后，立刻打电话向中央负责文教工作的康生报告。之后，还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称这部小说有政治问题。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对阎红彦在打倒习仲勋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写得比较清楚。1962年9月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阎红彦在西南组发言时，首先提出小说问题。他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主持下完成的，目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宣传高岗。9月中旬，阎红彦等人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之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甚至诬陷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
习仲勋被打倒后，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
阎红彦早年就与毛泽东结怨
1934年10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强大攻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万多人不得不逃离井冈山，开始死伤惨重、前途未卜的“长征”。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不足8000人。正因为有了刘志丹等创立的陕北根据地，毛泽东才有了一块立足之地。刘志丹、谢子长死后，毛泽东把高岗当成陕北根据地的代表，在大会小会上经常赞扬高岗，还任命高岗为中共西北局书记。
1934年7月，阎红彦被派往苏联。1935年12月，阎红彦回到陕北，对高岗被重用很不以为然。在阎红彦看来，作为刘志丹副手的高岗，同刘志丹一样，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帮土匪。阎红彦认为，只有已死的谢子长和他本人，才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1942年，中共延安整风时，阎红彦向高岗发难，揭露他在一次战斗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但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对他很冷淡，也不重用他。1945年中共七大上，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政治局委员。
1945年7月，在中共召开的解决西北历史问题会议上，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此后，高岗步步高升。直到1956年中共八大时，阎红彦才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阎红彦在云南两次冒犯毛泽东
1959年至1962年，阎红彦在云南高举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结果，饿死很多人，13万多边民纷纷越境外逃。1961年5月9日，阎红彦不顾朋友和助手们的劝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真话的信，对毛泽东提倡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表达了不同意见。毛泽东批示：“此信写得很好”，并发文要各地“参考”。当时，毛泽东没整他，但毛是记仇的。
在1962年8～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刮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至为纲”。1962年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文件发出后，很快就受到中共西南局和中共中央追查。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这个文件点名批评阎红彦。阎红彦不得不作检讨。
革命40年 落个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中央，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被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在地方，阎红彦被当成刘少奇、邓小平的“代理人”，新帐旧账一起算。
1966年10月，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有人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阎红彦立即站起来反驳。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很快就把阎红彦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
在江青煽风点火下，昆明造反派像被打了鸡血一样，热血沸腾，呼啦啦占领了省委大院，一次又一次批斗阎红彦。当年阎红彦反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信，要求云南不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等，都被翻出来，成为他反党、反毛主席的重要证据。有时从早晨８点一直斗到晚上８点，不能吃一点东西，喝一口水。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将阎红彦保护起来之后，造反派到处找阎红彦，甚至扬言：“只要抓到阎红彦，就地枪毙。”1967年1月6日，阎红彦得知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造反派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跪在一辆公共汽车顶篷的行李架上游行示众时，悲愤难耐，眼泪夺眶而出。1月7日晚，秦基伟说好上山看望阎红彦的，但到晚8时左右，秦基伟托秘书捎给他一个纸条，大意是说：“情况有变化，我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
紧接着，阎红彦的秘书王银山上山报告说：叶剑英元帅从北京来电话问：“阎红彦现在什么地方？住的地方安不安全？身边都有些什么人？”王银山回答说：“目前基本安全。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都在。”叶剑英又说：“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的家。”王银山说：“家已被抄了。”叶剑英难过的叹了一口气，放下了话筒。阎红彦默默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说：“叶帅也管不住了。”阎红彦绝望至极，当天夜里“自杀”。
1967年2月，在中南海召开的两次中共政治局碰头会上，一批老干部跟江青等人发生激烈冲突。这件事被称为“二月逆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指着江青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革命，落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寒心啊。我一辈子没有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三天三夜。”
结语：
阎红彦1925年加入中共。早年参与创建陕北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3团团长。国共内战时期，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华北、中原、华东、西南，出生入死。1949年中共建政后，曾任四川省政府副主席，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他都参加了。到1967年1月，为中共卖命41年的阎红彦，竟得个“叛党自杀”的下场！而类似经历的人又何止阎红彦一人？这就是共产党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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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