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欣赏完台湾钢琴家、“天使手指”陈瑞斌独奏音乐会不到十天，就传来流亡英国的中国最顶尖钢琴家、“钢琴诗人”傅聪染上武汉肺炎不幸逝世的噩耗。武肺期间这两个极端，让我产生许多联想。
傅聪的父亲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一九五五年我回中国时，他定居在上海，当时傅聪已经成名。一九五七年我十九岁侥幸逃过右派大劫，他却在一九五八年被捕划为右派。他翻译的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年轻学生中颇有影响力。当时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而是多人在批判一些年轻右派学生时，说他们受到这部小说宣扬“个人奋斗”影响而反党。所以后来傅雷被划为右派我没感到意外。接着看到傅聪在一九五八年底从就读的波兰逃亡英国的消息，那年他廿四岁。
傅雷作为右派，儿子又“叛国”，一九六六年文革刚爆发，他们夫妇就被批斗羞辱自缢身亡。不久，与我同岁的上海著名钢琴家顾圣婴也自杀身亡。傅聪如果回国，也会是类似命运。但是当时他决定逃亡，也是基于对共产党的认识，甚至与家教有关，因为逃亡不但是亲情的隔绝，也会害到家人。相信事前有了默契，父母为保住他而牺牲自己。因为一九五六年他曾回国度假，当时“肃反”刚过，文艺界的“胡风集团”惨被整肃。但是傅聪最终还是逃不过共产党制造的武肺病毒而病逝，傅家的两代天才都逃不过中共的魔爪。
台湾还可以如常举行音乐会，民众过着基本正常生活，归功于台湾的防疫成就。指挥中心面对中共代理人一再的攻击，一直强调各项措施都是基于专业判断。但我必须说，这个专业，除了医疗专业，也是防共反共专业。没有后者，前面的专业会被误导而失去专业功能。也就是台湾不相信中共与世卫对疫情的专业说明，西方国家却欠缺这点防共反共意识而遭殃。
中共有一套哲学：一旦遇上坏事，就要千方百计使坏事变为好事。他们称之为“两点论”。因此他们不是消极的防疫，而是让病毒传到外国，变为中共对外国进行生化攻击的“好事”。台湾已经处于高度戒备、不惜牺牲某些自由的准战争状态，西方国家却还沉迷在“自由呼吸”，甚至更加放纵自己，导致如今的难以收拾。这是无数生命换来的教训，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让他们的防共反共意识牢固树立起来？那就是绝不可相信共产党，因为他们满嘴谎言，心肠贪毒！德国的梅克尔似乎还不死心，美国的拜登呢？
一九九七年我因为不相信共产党而离开香港到美国，二〇〇六年移居台湾主要原因，是对海外中国民运失望，对美国欠缺防共反共意识失望。实践后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哪里防共反共，哪里才有人类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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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痞客邦/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