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录之六十:胡风案审讯员的回忆

整理:袁斌

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发生在文艺界的第一大冤案

王文正曾任该案办公室审讯员,直接参加了对“胡风分子”的预审。由他口述,作家沈国凡采写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不仅为解读此案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反映了一个办案人员对这起冤案的反思。

进入“胡风专案组”之前,王文正是上海市公安局一个副处长,负责经济保卫。1955年5月下旬,他突然接到领导的通知,让他立刻移交手中的工作,参加“胡风专案”组。

王文正记得,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曾经召集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胡风问题的指示。对于这一问题,同事们私下里有许多议论。有人说:“几个读书人,翻不了大浪,由他们闹去。开几次会,让群众去批判就行了,用不着浪费人力物力,在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这些材料。”也有人说:“写了几封信,就被定成了‘反党分子’,又没有任何行动,这样是不是太重了。”还有人说:“每一封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中摘出一节来,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是不是准确,会不会出错……”(《我所亲历的胡风案》第9-10页)上述议论,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看法和态度。

王文正说,胡风是在《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一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三天后被捕的。这些材料主要是胡风在上世纪40年代写给舒芜的书信,而“这些公布的信件,(就)成了胡风‘反革命’的‘铁证’。”(第20页)。

他注意到,当时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按说应该先由全国人大做出决定,然后才能逮捕。但事实是“胡风是在被秘密拘捕两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做出拘捕决定的。”王文正还说:因为“在我所接触的材料中,都没有见过文字记载”,所以至今不知道逮捕胡风“到底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公安部的决定”。(第20-21页)

胡风被捕以后,为了进一步收集其“反革命”证据,公安机关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到“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欧阳庄,凡是与胡风有点瓜葛的人,都未能幸免。

在那些被关押、审查的2100余人中,《旅行家》杂志的杜谷的遭遇颇有戏剧性。他本来与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看了《人民日报》后觉得不能把文艺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便想找好友卢甸聊聊。因为卢甸在天津,他就给卢甸的爱人打了个电话。卢甸爱人在中宣部工作,那天正好不在单位,接电话的人便让他把姓名地址留下。后来卢甸被打成胡风分子,因此杜谷也很快被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斗。又由于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辜负”了大家的“希望”,最终还是被捕入狱。为此王文正深有感慨地说:“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开了建国以来通过政治运动解决不同意见的先河,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55页)

胡风冤案历时30余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胡风去世后才算彻底平反。它给人们留下怎样的思索和启示?这也是王文正想要回答的问题。

——“依靠信件(文字)定罪,这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一个十分显着的特点”(第203页);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份文件明文向具体执行者说明政策,因此造成全国上下被无辜牵连的人员冤案不断……”(第268页)

——办案人员的主要“政策”依据,就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当时只知道这些按语很有来头,但根本没有想到竟是由毛主席亲笔所写。”(第162页)“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给公安机关和调查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要想用事实来否定报纸上所出现的一些错误,那几乎是相当的困难。”(第208页)

——在专案组看到一份绝密材料,上面有毛泽东一个很短的批示:“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毛泽东所说的“文章”,就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反运动”。(第115页)

——“胡风事件,使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估量的精神损失。”(第117页)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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