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周恩来原女秘书杨刚为何自杀?

1957年10月7日晨,杨刚被人发现死于她在北京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社宿舍内。她是服过量安眠药而死,时年52岁。

此时,杨刚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此前,她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办公室唯一的副部级秘书,是周处理国际事务和对外宣传的得力助手之一。

杨刚为什么自杀

一,因病说。

她的美国好友费正清持这种说法。

1955年,她不幸遭遇一场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医治后,仍有后遗症,经常头痛,无法正常工作。她不得不请病假,到广东从化、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

费正清分析说:“她发现她的大脑遭受的损坏如此严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杀了。”

但是,据她在报社的同事讲,她自杀前,出席会议、撰稿、处理稿件等,都算正常。这说明病情干扰并不大。

二,丢本说。

毛泽东的大秘胡乔木持此说。

1950年10月,作为周恩来的秘书,杨刚丢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里面有一些党的机密。为此,她向周恩来请求处分。周说,笔记本不会丢到远处,会找到的。原来,捡到笔记本的人已把它交给周,周已看过里面的内容。

笔记本内,不仅有党的机密,还有杨刚与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主任费正清亲密交往的内容,有她和费正清的联系方式。

周恩来将上述情况告诉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他找杨刚谈话,将她调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管国际宣传。

虽是平级调动,一切待遇不变,杨刚还是很难过。她知道,周恩来和党中央不信任她了。

反右运动一来,她担心中共借此整她,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这件事发生在七年前,虽然对她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也可能是其自杀的原因之一,但不应该是主因。

三,理想破灭说。

中国作家傅国涌持这种说法。

回顾杨刚的人生旅程,这个说法或许更可靠一些。

为什么?

因为杨刚加入中共、投身革命、拚命奋斗,都是基于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为此,她背弃了她的家庭。

杨刚,原名杨季徽,祖籍湖北沔阳,1905年,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官宦之家。

她的父亲杨会康,历任武昌守备、江西道台、鄂省政务厅长、湖广漕运使、湖北省代省长,还是一个古籍字画瓷器收藏家。母亲则是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

她自幼在家塾诵习古籍;中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南昌葆灵女中;大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

她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的。

北伐战争期间,中共鼓动农民烧了她的家,毁了她家的藏书,分了她家的田产,还监禁了她的父亲。

为此,她跟信仰不同的丈夫分道扬镳。

大学毕业不久,她嫁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婚后生育一女。但日后,她与丈夫因信仰不同而常争执。

有一天,他们又吵起来了。

她说:“我未能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

她丈夫说:“当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里也总想着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请问:这样的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一番争吵后,她与丈夫各奔东西。

为此,她舍弃了自己的婚姻。

与丈夫分开后,她一直单身。有一年,在香港,她采访中华抗敌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许地山之后,许地山夫人想给她当红娘。

她说:“我只能先感谢夫人的好意了。夫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对爱情是深有体会的。爱是双向的,只有互相真诚的爱,才是人类最圣洁的精神生活,如果勉强凑合在一起,就会使夫妻关系变成庸俗的情欲伙伴。我现在宁愿孤独地生活,也不愿与不称心的男人勉强凑合。”

一直至去世,她都没有再婚。

为此,她与唯一的女儿长期分离。

女儿郑光迪三岁时,被她寄养友人、美国女教授包贵思家。之后,她把女儿送到延安。女儿上中学时,她在美国;女儿上大学时,她在上海;女儿去苏联留学时,她在北京;她自杀时,女儿仍在苏联。

为此,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一直辛苦奔波。

1928年秘密加入中共后,她和谢冰莹等作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共附属组织——北方“左翼作家联盟”。

1933年春,她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结识了替中共做宣传的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这年秋,她回到北平,协助一名美国记者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个美国记者就是后来写出为中共唱赞歌的《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

1937年,她在《大公报》当记者,后随报社南迁香港,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副刊,让这个小小的副刊“环上甲胄,披上战袍”,成为“一只号筒”,“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

1943年,她辗转到达重庆,继续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其才华得到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赏识。周指示她以编辑、记者身份,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在此期间,她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主任费正清。

1944~1948年,她成为《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根据中共的指示,她写了大量揭露美国资本主义问题的通讯。

她还在美国报界、文艺界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学者之间奔走呼号,反对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支持中华民国,争取美国对中共的同情。

期间,1945~1947年,她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进修文艺。

1948年11月,她奉中共之命回国。在香港,她利用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的便利,全力做《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和总编辑王芸生的工作,促成曾经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宗旨的《大公报》,转向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

她从香港北上,到达西柏坡后,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接见。

1949年初,她奉命把天津《大公报》改造成中共的《进步日报》,并担任副总编、党委书记。

1949年5月,她奉命南下,任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把这份报纸也改造成中共传声筒。

1949年10月1日,她以新闻界代表的身份出席开国大典,写了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她满怀信心地写道:

“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具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天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

1950年,她奉调进京,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不久,调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她没日没夜,全心全意为周服务,没有任何怨言。

但是,1950年10月她因笔记本丢失被调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到1957年,她亲历了毛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整人的政治运动。

特别是1957年毛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许多著名的报人、作家、艺术家,包括她的朋友,领导,同事,一个接一个被打倒,全国上下,人人自危。

这场运动,使她曾经火热的心,变得冰凉;那千年的大梦,变成一枕黄粱。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三大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杨刚。

到1957年,彭子冈、浦熙修都被打成右派。

她不得不在批判彭子冈的会上发言,揭批她当年在《大公报》的同事,跟她一起出生入死的中共地下党员彭子冈。

到1957年,她的燕京同学、多年的挚友萧乾,也被打成右派。

抗战前,她请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从此,《大公报》成为发表和转载中共根据地文艺作品最多的三家报刊之一。

1949年,萧乾已接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聘书。在是否回国的问题上正犹豫不决时,她力劝萧乾回国,为“新中国”效力。

现如今,萧乾仅仅因为响应党的号召讲了几句真话,竟被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人之列。

她自杀的前一天,作为《人民日报》“反右领导小组”的第三把手,不得不写一篇批判萧乾的文章。

《人民日报》副总编林淡秋,将她的文章交给编辑叶遥校对。过了深夜23点,快校完时,她敲门而入,对叶遥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

她自杀前两天,她被安排到文联礼堂参加批斗丁玲、冯雪峰、艾青等8人的大会。

她挨着丁玲坐着。当时,丁玲拿着手绢,不停地擦眼泪。她则表情谙然,呆若木鸡。

当时任中国作协党总支书记的黎辛后来回忆说:“我和(中组部长)安子文谈到杨刚自杀时,安子文曾经问过我:‘这天开会有谁知道?’我说,我们五人小组知道。安子文又问:‘还有谁知道?’我说:‘中宣部部长和副部长知道。’我又说:‘部长陆定一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他不会干这个事。’安子文忽然大声说:‘那就是周扬,肯定是周扬通知杨刚的,他可能想扩大战果。’”

周扬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毛在文艺界整人最凶的打手之一。反右运动中,过去反对过他的,对他不大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统统都被他打下去了。作家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写道,七整八整,文艺界就剩下他(指周扬)一个“正确”的了!

周扬点名要杨刚参加批斗丁玲等人的会,让杨刚不寒而栗。

黎子文写道:“那种场面,使杨刚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样被批斗,所以自杀了。”

1957年6月9日,标志反右运动开始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第二天,杨刚以“金银花”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她写道:

“弟兄们,我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做的梦,不论人家怎样想,几万万人的梦想,会是很大的吧;那时候,美国人和地主官僚资本的鞭子抽得我们满地滚呵,我们的苦恼有天那么大,我的梦也有天那么大;天上飞着大红旗子,天帏和烟囱交颈拥抱,绕着我们的红旗呼呼地,呼呼地,喷出我们强烈的诗篇——钢铁的火焰和烟云;我们全站起来了,抬出了紫艳艳的晨曦,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洪流把人们载送到永远,永远。虽然我们吵架,争工分,争猪食,反对官僚主义……可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弟兄们,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

“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这压抑已久、从心底迸发出的惊天一问,或许正代表了她抛弃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破灭

结语

作为一个把一切都献给党的忠诚女儿,杨刚曾经诚心诚意地相信:中共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

但是,从中共建政后强迫知识分子自我羞辱的“思想改造运动”,到1957年“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的反右派运动,她苦苦追寻的自由在哪里?尊严又在哪里?

理想原是镜中花,一生奋斗全白搭。

杨刚绝望了,只好一死了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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