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于2008年7月25日于北京工作时所写下的观察）
一口北京路人甲的痰，激发了我下笔的动机。
因缘际会地在拿到学校的赞助之后，在二００八年我第一次踏入中国国土，在暑假时到北京实习十周，也刚好碰上北京举办奥运的时机，不仅有机会观察大家谈论的奥运效应，也可以印证在史丹福大学研究所课堂上的知识是不是真实的。
我一向认为要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法是用自己的双脚，慢慢地走，慢慢地看，在每个细节中都可能与未知的人事物发生互动，每个互动的原因可能都是几千年文化累积下来的结果，就像作家一样，最擅长从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中，窥探出大家看不到的脉络。在今天下班走路回家的一个多小时路程中，我希望能够感觉出个什么，毕竟此行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观察在一九八八年帮助南韩民主化过程的奥运会，究竟能够逼迫中国到什么地步？
我走在人行道上，人行道的左侧是脚踏车专用道，有一位衣衫蓝缕的人骑着破旧的脚踏车从我旁边经过，在路旁的垃圾桶边停了下来。他低下头，清了清喉咙，嘴巴对准了垃圾桶，我知道他要准备吐痰了，在下意识中我十分的惊讶，因为这个路人甲看起来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不应该朝着垃圾桶吐痰的，而应该是朝着人行道的路面才是。就在我停下脚步片刻为北京市的努力大吃一惊之后，我正觉得奇怪，离他的短距离应该近到让我可以听到他将痰吐出的声音才是，但他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几秒钟再次起步之后，我听见了吐痰的声音，不是朝着垃圾桶，而是朝着我的身体，以散弹式的路径，朝我的鞋子俯冲过来，庆幸的是，这个吐痰老手似乎算准了距离，那些弹药在离我鞋子前几公分落了地。
我楞住了，他也呼啸地骑着铁马快速离开了。我朝垃圾统一看，知道他为何最后没往垃圾桶里吐。因为他的身体依旧骑在铁马上，要俯身往加了盖子的垃圾桶里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最方便、最不分贵贱的方式，朝地面吐。至今在北京待了四周给我的感觉是吐痰不分贵贱，尽管是高级知识份子或有钱人也是随地吐痰。我当他是一种文化，在我眼中，与其用文明与否或是不是跟欧美一样进步的价值观去评价每种地区的特殊行为，我更想去尊重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文化，不想对“吐痰”这个动作做出任何好与坏的评价。
但显然北京当局认为“吐痰”是很不文明、很不进步、很不礼貌的行为。从旧金山来北京的国泰班机上，我看了关于北京奥运建设的纪录片，片中采访了学校老师们教导小朋友不能随地乱吐痰的故事，北京市的小朋友们都朗朗上口，知道口中有痰，就把他吞下去，不能随地解决。在路上，也时常可以看到“不要随地吐痰”的标语。我猜测那个路人甲在吐痰前的心中应该闪过一丝不应该随地吐的念头，但因为实在不方便，所以又回了几十年来的习性。
北京当局在奥运比赛前似乎竭力地想在固执的“本性”中寻求突破，希望外国人能看到北京的改变与中国的实力，但我怀疑外国人是否感受的到这股我认为是昙花一现的力道。从台湾到加州去念书，这两个社会的生活模式差距甚大，能够对生活中的大小细节做出比较，但总体上的感觉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感，这两个不同世界的社会，在政治、经济、环境上的发展程度，差距不大，能够看到晴朗的天空、能够自由自在地迁移、能够准时舒适地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能够浏览任何一个网站。但从这样的社会中来到北京当个陌生人时，却难以感受政府逼迫百姓扭转“本性”的努力成果，不仅因为成果有限，即便进步了些，也只有长期生活在中国或长时期研究比较过中国的人，才能感受到几十年来的差异，对于初次造访的西方人来说，对生活品质感受的曲线是俯冲直下的，并非是当地人感受的缓缓上升，于是北京的改变或中国的实力显得难以察觉。
刚到北京的十天里，路上满是车辆，为了广大骑自行车的民众着想，主要干道旁一定画有脚踏车专用道，压缩了汽车行走的空间，也让北京的交通十分拥挤。工作的地点虽然是现代化的新大楼，但附近不免存留着老旧的小胡同，这些胡同并没有太多的规划，成为小摊贩讨生活的天地。但在过去两周里，那些摊贩突然一夕之间消失，据同事的说法是遭到了政府的驱赶，是为了奥运美化市容的结果。在五天前，道路上的汽车变的稀疏，北京市开始实施车辆管制，单数日只能让车牌号码尾数的汽车上路，双号车牌只能在双号日出门。在今天（七月二十五日）回家的路上大致观察了一下，我果然没发现车牌双号的私人轿车在路上行驶，每个主要交叉路口皆有交通警察把关，基本上单号车牌想在双号日上路，在一出家门口没多久，就会被绵密的警网发现，并“原路返回”。
北京的上访村屡次获得国媒体的关注，这些人来自各省，大部分是因忍受不了当地官员的腐败、恶霸行径，而决定利用中国允许上访的机制，到首都陈情，希望获得高层领导的关注，助他们对付压榨平民的地方官。北京也是农民工聚集的地方，许多的开发与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力，虽然这些来自各省流动性强的劳工能够补足北京人不愿意干的苦活，但是相对弱势的他们却没有很好的生活环境，北京也因此出现了治安上的死角。上访村与农民工在最近皆被驱离于北京之外，政府不希望外国观光客看到城市的黑暗面。最近外地的人想进入北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当局想控制在北京的人口数，特别是对城市有不良影响的人更是如此，国际媒体上所报导支持西藏、反对苏丹达佛种族灭绝、抗议中国人权记录的人士等等，都被拒发签证。相对于各国想利用奥运吸引国际商机的动机，北京却以更严格的方式审核外国人的签证，尤其是持有欧美各国护照的公民，我的美国同学或同事几乎都在签证问题上遇到大小不一的麻烦。
管制交通、人口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环境。德国的明镜周刊曾对世界工厂中国所造成的污染做了相当全面的报导，文中指出目前日本、欧洲、美国的天空中，拥有来自中国工业造成的污染源，俄罗斯的河流有来自中国的化学污染，东南亚的冲积平原有源自水坝工程而发生的天灾。报导中并不讳言地批评，认为不需对人民、世界负责的中国政府只顾追求经济的发展，一点也无视于对地球环境的破坏，一味地兴建将来恐破坏环境的建设工程。
我来到北京的班机在凌晨时分到达，在前往饭店的计程车中，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片灰色朦胧的天空，并带有一丝化学气味。我一直无法相信这股成就中国经济成长的恶果，如何能够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消失？这些看似雾状的景象，其实是由工业废气中的有害粒子所构成的，对于需要健康空气呼吸的运动员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运动环境，赛前有许多运动员前往日本训练而非前往与实际情况接近的北京周边练习，原因就在此。奥林匹克马拉松纪录保持人 Haile Gebrselassie更在今年三月公开宣布将放弃北京奥运会的马拉松竞赛，他说：“中国的污染对我的健康是个威胁，我很难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去跑完 42公里。”至今离奥运只剩两周不到，北京的天空依旧是一片迷濛，这不是雾气，而是另一个北京当局亟待改造的污染“本性”，车辆管制、限制人口是否解决的了问题？更何况，奥运一旦结束，所有管制都将回复原状。
除了社会的本性之外，北京政府更想挑战大自然的力量，在担心奥运开幕典礼当天下雨，他们决定派遣直升机，用人工的方式喷洒化学药剂，迫使大雨提前落地，免得影响开幕式的进行。中国是铁了心地不惜花费钜资为了让北京奥运会风风光光地开始并结束，迫不及待地想让外国人见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但当机会出现了之后，却又发现要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环境、或人的思维岂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过程中经常可以发现许多社会的矛盾出现，政府只能用短期的压迫，创造出美好的假象，而无法让累积了数十年的发展后遗症或数百甚至数千年被认为是不文明的文化遗绪在一夕之间矫正过来。
今天在办公室的小会议室中引发了一场辩论，话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的“户口制度”，这是一个难以了解的问题，除非身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才能感受他的威力。记得在史丹佛的一开始课程中，我就陷入这个问题里面。户口制度对于像我一个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是很容易想像的，我要迁移到哪里只需到当地的户政机关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但在中国的“户口制度”是一套限制人民迁徙自由的体制，至今仍造成许多的不便。在中国，你无法任意转移你的户籍所在地（例如：北京市或上海市），你也无法任意改变你户籍的身份（例如：城市或乡村），每种身份的组合与政府间会产生不同的、好与坏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政府可以独断地决定你的户籍为何，利用对户籍的控制将北京的异议份子，强迫迁至边疆地区，而没有了北京的户籍，很难在北京生存，生活当中涉及到政府的机会非常多，没有北京的户籍，就没办法享受北京市民独有的福利，长期下来等于没有在北京生存的基础。
我的两个同事们在争辩户口制度的善与恶，同事A认为这是箝制人民自由、扼杀社会活力的制度，同事B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庞大、人口众多的国度中，对人民的控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要件。A说若人们能自由迁徙的话，在大跃进的时候，那些没粮可食可的农民就能到别的地方找食物，不至于造成三千万人的死亡；反观B却认为用三千万的死亡换取稳定的社会是值得的。A透过自修考到律师，但他还没打算出来执业，因为在中国，律师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一切还是以政府的命令为原则，一个小虾米律师无法抵抗庞大的国家体系，在他眼中，只有在法治基础稳固了之后，中国的律师才有足够的基础发挥作用。
户口制度的争辩让我思考了大政府或小政府的优劣，但不管哪种政府，同事A口中的法治才是中国最需要的，西方学者总是说中国有很多对付水污染问题的法规在眼前，但因法治不彰，这些法律条文无用武之地，水污染持续地困扰着众多在历史上就一直靠这些河流维生的民众，例如去年中发生优氧化现象而绿藻蔓生发出恶臭的太湖。中国还无法在一夕之间由人治的社会转化为法治的社会，共产党领导最在乎的是如何维系政权的延续，若让社会能够运用法治工具去挑战政府的统治方式，共产党的命运将岌岌可危。美国克林顿政府时代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去年出版了“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中国：一个脆弱的强权）剖析了挑战共产党政权的民间力量，他认为这股力量将随着经济改革强大起来，但是当共产党领导人嗅到这股力量时，他们会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的确，在奥运期间，北京当局对社会的控制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加强管制外国人的签证申请，这项措施是与奥运的目的相左的，更让中国的观光业者气得跺脚。刚到北京时，经常看到各大饭店、招待所利用这个机会改建，或将旧的工厂改建成旅馆，想利用奥运会期间，用提高四至五倍的价格大赚一票，但是外国观光客入境北京是遭到刁难的，西方观光客成了中国政府眼中的不安因子，深怕他们利用奥运会宣传民主、人权这些中国政府厌恶的口号。这种作法恰好印证了谢淑丽的论点，即便牺牲民间的奥运商机，中国政府也不愿意冒险尽可能地开放外国人到中国观光，深怕他们会激起国内政治动荡的漩涡，中国事实上是个内部脆弱的强权。
Elizabeth Economy与Adam Segal在七八月号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中直接用“China’s Olympic Nightmare”（中国的奥林匹克恶梦）为标题，论述了出乎北京政权意料之外的奥运负面效应，在宣扬国威的目的尚未达到前，就被一连串来自国内外的大力抨击而显得黯淡无光，他们批评中国对苏丹政府的软弱，不愿用其国际影响力，迫使苏丹政府介入在达佛地区（Darfur）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抗议中国镇压西藏喇嘛的行为。不仅有来自国外的抗议声浪，国内的平民百姓也想抓紧这个国际宣传的机会，让地方腐败、不公的情事获得关注，达到对中央施压的目的。这场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这些对中国政权不满的势力集结之下慢慢地构成一场中国的恶梦。
但是Elizabeth Economy与Adam Segal却认为这场恶梦的力量是有限的，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等到奥运会一结束，所有因为奥运效应所出现的短期现象，将立即结束。中国承诺将授予外国媒体在北京自由采访的权力，并解除浏览网际网路的管制，但一般认为，奥运结束后，一切的管制将立即回复。虽然目前的北京尚未出现蓝天，即便奥运期间出现能让运动员尽情发挥的海阔天空，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被限制生产或禁止运作的工厂，或被限制上路的车辆，将持续、甚至加速地污染北京的天空，因为奥运期间已经让他们损失了生产机会。北京短期的宁静在奥运会之后能够延续吗？可以想见的是那些被赶走的上访群众与农民工在奥运会后，将继续出现在北京与政府对峙。这些短期现象究竟能产生多少促进中国改革的化学变化就不得而知了。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在中国的特派员Kathleen McLaughlin是第一个在西藏三月间的暴动之后，被允许进入西藏的外国记者，但必须有官方认可的地陪伴随。或许是在奥运效应的催化下， Kathleen被允许进入，但仍是在遭受严密的监控之下所进行的采访。中国对西藏的镇压似乎停止了，但奥运结束后呢？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Nicholas Kristof之前无法自由前往汶川地震灾区自由采访，得靠着躲躲藏藏的方式才能进入，奥运之后的外国记者还需要躲吗？
同事们对于奥运效应是悲观的，对于奥运迫使北京政权改革的预测是嗤之以鼻的，他们在八月八日开幕典礼当天或许会感受到举办奥运的荣耀，但在他们心中，他们明白将奥运赋予任何政治联想是不切实际的，中国不会因为奥运有多大改变，短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将随着奥运结束而成为昙花一现的假象，他们必须继续推动改革，而这脆弱的强权得继续对付着在经济资本主义与政治共产主义产生矛盾下的社会问题。
今天上班的路上看到一则新闻，北京各大餐厅的菜单将统一遵照北京市旅游局所公布的“中文菜单英文译法”进行中文菜名的翻译，原本的英文菜名让我来自美国与德国的同事啼笑皆非，像是我们经常在餐厅看到“宫爆鸡丁”被翻译成“Palace Exploding Chicken”之类的英语。根据这份文件，“驴打滚儿”这道菜名必须得翻译成“Glutinous Rice Rolls with Sweet Bean Flour”（附着甜豆粉的黏饭卷），不再写成会让外国人误以为是驴子肉的“Rocking donkey”（摇摆的驴子），至少这个因奥运效应带来的正面变革是可以期待的。
－－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