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也有情绪》作者自序(上)

【新唐人12月08日讯】作者﹕克里夫‧巴克斯特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介入这个“意识研究”(consciousness research)的最前端──“生物通讯”(biocommunication)。回想起来,我所有在教育、训练、就职方面所作的选择,还有我天生的好奇心以及许多巧合,似乎都在为这一天和以后的经历作准备。

我的意识研究生涯并非从植物开始。早在十几岁时,我就对“催眠”这个主题非常着迷。我当时就读于纽泽西州新布朗什维克(New Brunswick, New Jersey)的罗格斯预备学校(Rutgers Prep School),这是一所隶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寄宿学校。

某晚,一位坐在餐桌主位的大学生告诉我们他白天上心理学的经过。那堂课的主题是“暗示”,教授试着要示范催眠。他拿了一个长颈台灯和一张厚纸板,并将纸板挖一个小洞绑在灯上,只露出一个光点。他要求学生中一名志愿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光点上,同时作出睡眠的暗示。结果并不成功,学生并未进入任何接近催眠的状态。最后,教授宣告试验失败。

就在当晚,我跟室友说:“我们来试试,看会不会成功。”我们掷铜板决定谁是催眠师,谁是受催眠者。我赢了,所以我当催眠师。房间里有一个长颈台灯,我们按照刚才所听到的依样画葫芦。我用一样的程序暗示他,说着:“你会睡得愈来愈沉,注意看着光点……”等等。神奇的是,我的室友进入一个我从未再看到过的深度催眠状态。回想起来,我当时做得真是太漂亮了,因为我很从容地告诉他:“现在,我要你张开眼睛,但你不会醒来。我要你走到走廊的另一头,申请晚间用灯的许可。”预备学校的学生禁止在晚上十点以后开灯,除非经过许可。于是我的室友在催眠下走过走廊,从值班教授处取得晚间用灯许可。他在晚间用灯的登记表上签名,接着走回房间。

我要他坐下,然后说:“好,现在把眼睛闭上,继续仔细听我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说:“你现在会醒来。我将倒数五下,当我数到一的时候,你会醒来,而且一点感觉也没有。”倒数完之后,他张开眼睛说:“看吧,没用。所谓的催眠根本是胡扯。”当我告诉他我命令他做的事之后,他完全不相信。他甚至对值班教授否认他申请夜间用灯许可。我当时已经体会到这次经验的重要性,值得继续研究。

我一生中曾经几次见识到催眠的力量有多强大,而这是第一次。我很快了解到这个事件背后的意义非常深远。我在罗格斯大学图书馆中找到几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它们对我造成更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乔治‧埃司塔布鲁克斯(George Estabrooks)与密尔顿‧艾力克森(Milton Erickson)的著作。当时的社会对“催眠”这个课题的兴趣尚未爆发开来,相关的著作不多,也没有太多医界人士或心理学家针对这个项目发表论述。在罗格斯预校待了一年之后,我转学到宾州兰卡斯特市(Lancaster, Pennsylvania)的弗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Academy),度过了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在那里继续我的催眠研究,并受邀为学校的科学研习社示范诱导技巧。

从弗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毕业之后,我决定在德州大学(Texas University)接受大学教育。那趟从纽约市布朗克区(Bronx, New York)到德州奥斯汀市(Austin, Texas)的旅程相当精彩。我用父母给我的火车票钱支付一台“印地安前哨”(Indian Scout)重型机车的头期款。我很快学会了如何骑机车,就拿着一份详尽的地图,骑上这段长而有趣的路程。后来我靠着在校园打工付清了这台机车的余款。

我原想主修土木工程,但当第一学期快要结束之际,珍珠港事件爆发了,那天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我因而改变主意,转到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在当时的“陆军储备军官训练计划”(Army 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Program)之下,这所学校完全隶属军方。我选择加入“装
甲部队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作为一个从纽泽西来的菜鸟,我遇到比别人更多的挑战。我首先将主修改为农业,后来又改修心理学。

我不但在德州农工大学重新开始我的催眠研究,而且规模更大。透过在校园中的频繁示范,我的观众变得像是被设定过了一样。我只要跟他们说“我将用手比三下”,每一个人都会立刻沈睡。有三分之一的观众会进入某种程度的催眠状态,其中好几位还相当深入;我会用那些进入深度催眠的人进行接下来的实验。没有任何人反对我所作的催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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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活动吸引了好些人,其中也包括我的心理学教授。他在心理学课讲到“变动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时让我在在教室里进行示范。

我曾示范过几次“后催眠暗示”(p o s t – h y p n o t i c s u g g e s t i o n s)。有一次,我向一个被深度催眠的人暗示“他醒来之后将不会看到我”,但我事实上一直都在教室里。我对他说:“你将不会看到我,因为我会离开教室三十分钟。”这个人醒来之后,问其他在场的人我去了哪里。我并不抽烟,但我拿起了一根点着的香烟,而他只看到浮在半空中的香烟和我吐出来的烟雾。效果太惊人,使这个已经清醒的人感到非常惊慌,想逃离现场。三十分钟过后,我重新出现在教室中,然而我从未离开。这种能够改变人类意识状态,并让一个人体验催眠后负面或正面幻觉的可能性,对我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德州农工大学的第一学期结束之后,我休息了一个暑假。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决定骑着我的机车从德州大学站(College Station, Texas)出发前往加州,作一趟为期五天的旅行。我沿途走访了长滩(Long Beach)、杭廷顿海滩(Huntington Beach)、洛杉矶和好莱坞。在那里我遇到了唐‧贾司林(Don Joslin),他当时于海军服役,在加州驻防。唐来自一个“神智学”(Theosophy)家庭。“神智学社”(The Theosophical Society)是一个研究、分析并发表从古至今任何宗教及神秘传统资讯的组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东方哲学。唐比我大几岁,即将被派往海外。我们聊到我的催眠经验,以及他对神智学教义的认识。这两天内,我们夜以继日地交换彼此对于变动意识状态以及精神信仰的想法。

这些讨论让我了解到,可能有比“暗示”更深奥的概念存在于其他的信仰体系当中。唐‧贾司林引领我初步接触一些东方思想,例如死后的生命延续以及轮回等等。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当我帮植物接上测谎仪之后,我才完全相信,在科学能够证实的有限范围之外,有更多的事情正在发生。这个发现使我忆起那些对话。我不知道唐‧贾司林是否平安度过战争,但我珍惜两人的偶遇,因为他带我进入更深的哲学探索领域。我和他在加州相处的这段时间让我对进行中的战争有更深的体认。我当时快满十九岁,而且我老家的兵役委员会非常积极地征兵,使我的正规教育注定无法继续。

我在德州农工大学注册了第二个学期,但学期尚未结束就被美国海军征召入伍。

在新兵训练营的三万人中,有三百人被挑选出来,接受为期九十天的见习军官训练,而我是其中之一。不过,我先被送到佛蒙特州(Vermont)的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上三个学期的课,并得以继续主修心理学。这个学校当时被政府接收,为美国海军V-12计划的一部分。(待续)

(转载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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