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重庆“唱红打青”

【新唐人2012年2月20日讯】 重庆“唱红打青”

居渝沪青丁惠民被判劳教两年。去年七月九日,重庆劳教管委会《决定书》“罪行”认定一节:丁惠民于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渝中区肖家湾景程宾馆成立“重庆支边知青赴京汇报团”,随后于五月二十四日组织赴京汇报团成员三十余人及欢送人员(支边青年近百人、腰鼓队近五十人)在渝中区菜园坝火车站聚集,准备赴京集访,引起现场多人围观,严重影响了火车站的正常秩序。

根据国情,集体上访(尽管未遂)而非“严重影响火车站秩序”,才刺激了官家。○九年九月三日丁惠民飞沪,六日主持沪郊知青代表会议,发表《知青白皮书》,准备召开全国知青第一次代表大会,“动静太大”,次日即被警察“拍肩膀”请去,二十五天后放出。一○年七月三日,丁欲赴滇组织知青活动,再次被渝警刑拘,十余名警察搜宅,取走丁女电脑,八月六日取保候审。一一年七月六日,丁第三次被捕,罪由为一○年九月网上发表《全国知青联合起来》,“煽动”知青集会,组织声援上海在押赴疆女知青张维敏。七月八日以批准劳教为由,撤销行政拘留,九日下达劳教《决定书》。但七月十四日,取保候审一年将满,警方撤销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劳教决定书中将一○年七月三日至八月六日的刑拘羁押折抵一月劳教期限。刘晓原律师认为前后两案如此折抵显属违法。一○年七月刑拘,次年七月撤销,应依法国家赔偿,不能用于折抵另案劳教期限。

知青问题乃中共政府最头痛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甚至比右派还头疼,因为知青比右派年轻,折腾能力还很强。丁要组织“全国知青代表大会”,赴各省串连知青,直触大忌,官家当然要消灭“不稳定因素”于摇篮。

去年十月八日,丁惠民依《行政诉讼法》向法院提出申诉,规定七日须覆,可至今“明月不归沉碧海”。今年一月三日,刘晓原律师自京飞渝,携家属要求重庆一中院立案,答复不予受理;再跑巿高院、检察院、人大,均告知丁案事涉上访,“内部规定”不予受理。丁的合法诉权便如此这般被剥夺,失去最后的司法救济途径。丁现“服役”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一度绝食以抗。

重庆知青没有上海“疆青”的抱团,无人敢为丁写联名信呼吁,更无每周一次集体“街访”。刘晓原律师只有指望“社会关注”。家属受到警告:“不要对外声张,不要被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否则……”。刘晓原律师因关注艾未未案,去年被京警秘押五天,无任何法律手续。刘的律师事务所,年检也一直“被麻烦”。

丁惠民“成名作”

丁惠民,五三年出生上海工人家庭,六九届初中生,七一年赴云南兵团景洪农场,后任小学教师。他的“成名作”为七九年一月滇青进京请愿总指挥。七八年秋,西双版纳五万余沪川知青因文明与落后差距极大──从现代城市来到刀耕火种原始村寨,率先起来京访,点燃大返城火把。七八年十月丁惠民起草给邓小平的请愿信,上捺三百多知青手印。国务院例转滇省,没了下文。十二月八日,鉴于二团农场领导将知青述愿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版纳知青代表联席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召开,七十多营级农场一百二十多名代表(须持百名以上知青签名的“代表证”),选出赴京请愿筹备组,丁被推举为总指挥,上万知青送行,并坚持罢工。

首批代表在昆明弄丢几千元募款经费,冲进车站欲直接上车,被阻拦后卧轨,致使滇黔线中断三天,版纳六万知青则几乎全部停工!

七九年一月四日,王震在京接见丁惠民一行,先痛斥知青闹事,再大骂“四人帮”,晚上请看美国影片《巴顿将军》,但回避实质问题。知青代表刘庭明见王震欲走,喊了一嗓子:“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王震大怒,京访告崩。
  
慑于王震之威,丁一行紧急回滇,途中丁向王震写检讨信,承认犯下大错,誓当扎根派予以弥补,同时向留守版纳的副总指挥胡建国发报:立即复工!此前,丁已与农垦总局签约(一月二日下发),保证滇青放弃回城立即复工,官方则承认请愿团的合法性。但版纳知青士气正旺,不相信复工电报为丁所发,与丁核实。丁明确回电:“立即复工!立即复工!指挥部人员要带头复工!”不少版纳知青因此恨丁,认为他是接受招安的宋江。大返城还是依赖高层的“阶级觉悟”。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云南省委认识到“抱来的孩子养不住”,省委书记安平生:“不愿留的,统统都走。”知青们万万想不到难如登天的回城愿望居然“一夜成真”!生怕政策有变,抢办回城手续,一些农场干脆将公章用铁丝拴在办公室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

丁惠民最初担心被骂“当了宋江”,且在报上发表“坚决扎根”的公开信,在重庆磨磨蹭蹭不敢回景洪,后见“形势发展很快”,一月二十三日才回。为守承诺,他眼巴巴看着五万余知青狂喜回城,苦撑至年底,丁母提前退休,才顶替至湖北崇阳县仪表厂(油漆工),并与回渝的版纳女知青结婚。八五年,丁调重庆工业搪瓷厂(烧瓷工)。九四年厂子倒闭,丁妻代缴社保十五年,○九年五十五岁退休(油漆工、烧瓷工均属特殊工种),现每月退休金两千零,算得“善终”。

“他还活在那个时代”

丁惠民对大返城有功,他很怀念那一段“峥嵘岁月”。前些年回版纳,立一大牌:“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附留手机号码。近年,他押房得款五万,办了重庆版纳知青网、出版画册、知青旅游文化节等,希望重聚知青。《南方周末》○九年一月载文《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有知青说“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丁希望老知青有问题集中于他,通过他“包打天下”去上访解决。

丁女网文抱怨“职业革命家”的父亲未对家庭尽责,她从小到大所有费用均赖母亲打工。丁妻收入微薄,丁却常用妻子的辛苦钱资助他人,加上投资失败,欠债数万,只能离婚以让妻女避债。最能说明“他还活在那个时代”的一则细节:丁床边一直放着《毛选》。他网上致信政治局,要求政治局委员认真学习《毛选》五卷。丁其实也是某一类型的“文革遗老”。

“有悔”“无悔”,成为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基本评价的重大分歧。十年前,成都知青聚会,横幅“青春无悔”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一群老“疆青”在上海虹口公园跳新疆舞,其中一位说:“都是苦中作乐,一肚子委屈,无处申诉,只有等见到马克思,再慢慢诉说了。”

丁惠民“三进宫”,上访成罪,岂不等于不准上访?“请”他进去住一阵,当然意在让知青失去“领头的”。有点名气的“知青领袖”,就剩下这位还在“焕发生命力”。上海的张维敏判三缓三出来了,重庆的丁惠民却进去了,只要老知青还如此受“重视”,套用张爱玲《金锁记》的结束语:五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还没完,完不了。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318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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