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看天下:一张春运火车票背后的中国

【新唐人2013年1月27日讯】一张春运火车票,宽6釐米,长9釐米,重1克。透过它,看到的是中国的今天。

有的人,通过关系买到了它;

有的人,通过黄牛买到了它;

有的人,打了一百个电话买到了它;

有的人,在网上折腾半天买到了它;

有的人,在售票窗口排了一天队买到了它……

不,去售票窗口很可能买不到票。农民工黄庆红就没买到,于是给铁道部写了一封信,他说以前可以排队拼体力,现在弄了网络购票,他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这封信成为春运最热的话题,其中有太多信息值得玩味。黄庆红所属的群体,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社会。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台式机到手机,从论坛到微博……中国互联网已经不知道升级换代多少次了,但还有一个巨大的群体,连最原始的上网都不会。

电话打不进去,网络被挤瘫痪,反映出的是中国的失衡。每一年春运,铁道部都难以逃脱被埋怨的命运,但平心而论,这不是铁道部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铁道部不可能按春运的需求来配置运力,这势必造成巨大的浪费。如果不用出远门就能找到工作,如果能够很顺当地在异乡安居,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长途跋涉了。巨大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才是形成春运洪流的根本原因。

而托关系,找黄牛,则是一个灰色的领域。一直有传言,相当一部分火车票从铁道部内部流向了黄牛党和一些权势部门,但很难找到证据。这些年在铁道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总是有记者希望铁道部拿出一个透明的数据,有多少票流向了部委,有多少票给了合作单位,有多大比例的票公开发售,铁道部从来不正面回应这样的问题。火车是春运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如果我们视这为一种福利,那么公开透明的分配方式就是完全正当的要求,但是,到现在仍然是暗箱操作。

于是乎,透过一张火车票,我们能隐约看到中国不同阶层的不同生存状态,更能深刻体会到中国社会的断裂与失衡。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一张火车票中去寻找原因。

话语权的缺失是其一。铁道部推出网上购票前,并没有去征求农民工的意见,实际上这来自所谓“主流人群”呼吁和铁道部减轻窗口购票压力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这次春运采取“通售共享”模式,网络和电话购票预售期比代售点提前两天,比车站提前七天,农民工排队买票之艰难可想而知。正如黄庆红所说:“你们待在空调房里,坐在沙发上,抽抽烟、喝喝茶,弄出个什么网络购票,你们有想过我们的生活吗,你们有体会过买票的痛苦吗?”

发展模式的偏颇是其二。毫无疑问,网络是个先进的工具,可以节省巨大的人力,也势必是发展的方向,但对农民工等一部分群体来说,则是进一步拉大了与其他群体的差距。黄庆红感慨道:“你们会说:‘那很简单,你们把电脑学起来嘛!’可是对我们这些一天从早干到晚的人来说,哪有这个时间去学电脑,哪里买得起电脑呢?”在强调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没有想到那些落后的人?“与世界接轨”,这句口号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很少会有人去质疑它,但是,面对复杂的中国现实,这句话的另一面,也可能是“与底层脱轨”。

底层的碎片化生存状态是其三。这从团体票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铁道部针对民工最主要的优惠政策是办理团体票,但是民工是零散的,没有工会,没有老乡会,他们可能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单位介绍信,甚至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办理团体票,于是这难得的优惠政策也难以让他们普遍享受。这件事之讽刺,就在于如果缺乏组织,即便想要扶助他们也往往无法落实。更何况,弱势群体要真正改变处境,更多得靠自己的争取,而无组织则无力量。

无法一一详述,读到这里,您想必对一张火车票背后的中国已有大致轮廓了。改革到了今天,已经从广泛受益走向利益之争,相应的获取信息、表达诉求、凝聚力量、利益协商等机制却未建立起来,于是强者愈强,弱者恒弱,阶层固化,社会割裂。1932年,美国遭遇大萧条,罗斯福在演讲中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一些计划出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身上。”今时今日的中国,亦当如是。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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