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1日讯】镉米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后，有大报发布专家建议，“长期食用镉米威胁居民身体健康，同时对我国的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也造成威胁。在饮食习惯上，专家建议不要长期食用一个地方出产的粮食，应该尽可能分散化，降低风险。”
这一建议被线民称为“神建议”，应对它的也有“神回复”：一个月换一个地方的米，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吃遍整个“元素周期表”了。
镉米事件背后的事件更加可怕，土壤被重金属等毒素污染之后成为“毒土”，毒土上出产各种毒食。换着地方吃不是个办法，也许还是更糟糕的办法。要避害，前提是需知情，知土地污染的具体情况。
对公众提供如此建议的知情的专家，对自己家人会提供什么意见呢？用脚后跟一想也能知道：他会明确地告诉家人，不要吃进某地某商家出产、行销的大米，还不仅限于大米，对某些地区出产的所有农作物，都要谨慎对待。
不知情享受低待遇，迷迷糊糊换着地方吃；知情后方向明确，就不必“轮吃”了。也就是说，没有知情权的家伙们，不自觉不情愿地以不健康为代价，支持毒土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知情的那群家伙们，就甩脱了普通人肩负的“舍己为人”的责任。
前些日子，北京律师董正伟请求环保部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资料资讯”，而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全国的土壤污染资料资讯当然是有的，2006年，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此曾投入10亿元，并且，环保部曾表示过会公开信息。
原本想要公开的资讯，成了国家秘密，这里的“改口”耐人寻味。原来，有关部门有些人按常理和正常思维，觉得那不是国家秘密而是公共资讯，而后来，经细细掂量或外来高人干预，认识到了事情并不简单，此处不该再讲正常的道理了，应该把那个结束了的曾兴师动众的调查活动，重新定位，将其列为地下活动，参与人员也就成了“国家特工”。
对曾经发表过的关于土壤污染课题的论文、资料，对曾经报导过局部地区污染情况的媒体，又该怎么办？依据“土壤污染资讯属国家秘密”的解释，那就该追究他们的泄密罪。
为什么保毒土的密？理由是“敏感”。为什么敏感？只能有一个解释：事态严峻，局面险恶，危及人群太多。故而，不让慢性中毒的受害人知道自己受害——我们知道毒源何在、谁在投毒。明明知道大批苦主受害严重，但他们不说。就像员警知道罪犯何在，苦主是谁，但他们为罪犯保密，对苦主遭遇视而不见，连避害警告都不发出，否则，那就是泄露了警方秘密，做了分内之事倒成了罪人。
花大钱拿到的土壤污染资料，成了需严守的国家秘密，这些资料有没有用处？有的。
往好处设想，最好的用法是国家秘密运作，根据资料资讯暗中做出财政等方面的安排，让严重污染地区“打枪地不要”，悄悄地治理。不过，这样保守国家秘密怎么也保不住，既然打算进入治理阶段，就没有理由保密了。
土壤污染资讯，对所有知情人都有用。不知情会胡买乱吃，知情后，会有所选择，调整自身与亲近人和特殊圈子的购买、消费行为。这不需要任何指令和文本规定，这本是完全自觉、彻底自动化的必然行为。特供，无需指令，专享科研资料尤其是生活中有害资讯即可。
那些对保密不满的普通人，其实和守密人、知情人一样的需求，一样的想法。这里不存在思想觉悟孰高孰低、保密意识孰强孰弱的问题。“公仆”因知情而避害，“主人”因仆人保密而稀里糊涂受害。
保密的逆反力量还是存在的，并且有希望击破保密枷锁。反抗来自消费者，来自市场伟力。近来广东排查镉米，各地商家纷纷与湘米撇清关系，一组现象呈现出“权力无为，市场救场”的特点。消费者需要健康，商家需要品牌，集中动力汇聚于一点，市场和企业监测，或也能解开国家机构窝藏起来的谜团。
“机密”总是有用的，保密正是由于有用、有大用。定密与知情范围的划定，规定各等级的权利享有。公共资讯不用于公，必用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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