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2日讯】30．恶霸地主刘文彩
１９６５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部分复制的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以此题材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了纪录片《收租院》，该片大获成功，解说词也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泥塑《收租院》漂洋过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被迫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他几乎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的总典型。当年，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５０００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时至今日，一提起刘文彩，有人还会涌起满腔的仇恨。
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谁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的十恶不赦的大恶霸地主，原来却是中共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反面教员，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中共塑造出来的刘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
1999年11月，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着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作者在书中说：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读了此书我们方才如梦初醒，原来，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为了揭露所谓吃人的旧社会，从而衬托出生活在红旗下的幸福的新中国，中共不惜将死了近十年的刘文彩从坟墓里挖出来，暴尸荒郊野外。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的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里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作品。同样揭露真象的作品还有香港凤凰台前一阵子热播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据此片披露，刘文彩不但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好人。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等等……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其中的“水牢”。据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
但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后，筹办人员就按设想“布景”。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那麽，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刘文彩真相》一书和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提供的诸多史实，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
一位当年深受官方谎言蒙骗的线民在看过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后写了篇值得一荐的帖子，帖子的题目就叫“刘文彩爷爷是个好人!”，里面介绍了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的大量事实。
帖子说，“昨天偶尔收看到凤凰卫视正在热播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其中一集，在这集里主要是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看了以后，对刘问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令人难忘。
刘文彩一生乐善好施，热心于公益事业，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为了摆脱老百姓没有文化带来的无知，他修建文彩中学，几乎耗尽所有家产.文彩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爷爷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刘爷爷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
学校建成后，刘爷爷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遗憾的是他当时应该说:同学们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建设新中国，这样的话，文革中他的子孙们也许要日子要好过些的。
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彩中学的教训中刘爷爷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是老百姓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刘文彩关心贫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临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爷爷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
他还慷慨解囊投钜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当地群众说起刘爷爷都是交口称赞!
为什么说对刘文彩的评价是真实可信的呢，在采访的物件中即有仍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谓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更有大岜地区的政府官员。
最后我要说的，所谓收租院以及刘文彩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全是骗人的鬼话，是政治的需要!!!”。
31．恶霸地主黄世仁
如果说当年中共塑造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与真实的刘文彩完全是两回事，那麽作为文学形象的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背离生活真实凭空杜撰出来的虚假典型了。
黄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他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此后，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红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大都看过《白毛女》，而且多半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咬牙切齿看完的，从此种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据说当年在中共统治下的“解放区”，有战士被戏中的故事激怒得差点开枪打中了演黄世仁的演员，足见其感染力之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白毛女》激发了几代人对“旧社会”地主阶级的仇恨。一部戏能如此深入普及如此脍炙人口，并对大陆人民的思想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堪称首屈一指。
作为在《白毛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多年来大家几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我们的印象中，像《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一定多如牛毛。直到看到世界周刊和《中华读书报》等媒体上的有关揭密文章，我才知道多年来我们深信不疑的《白毛女》，原来完全是中共当年根据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
据《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3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大意是讲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邹形。
不久，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尽管他对原剧本主题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但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尽管他一下子还说不准确这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很快，周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就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仍为邵子南。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但试排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还是从艺术形式和表演格调上讲，《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缺乏新意。为此，他明确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地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鲁艺”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创作任务后，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像、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际，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德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头头，几乎倾巢而出，观看了首场演出。
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共领导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
中央办公厅的人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
就这样，带着对地主阶级的满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风迅速席卷了延安，席卷了陕北，席卷了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国。到了文革时，几乎每年除夕，当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时，都会从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听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中共在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并由衷的感恩他们带来的所谓“新社会”。
32．南霸天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落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据海南视窗报导，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４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个镜头，又让老百姓到几里外的南门岭当演员，说是从南霸天家里的地道走到南门岭的。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曾告诉记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不仅熟悉张鸿猷，还见过张鸿猷的母亲。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这些说法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的《寻找英雄》一书相通。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在此书中这么述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
33．周扒皮
提到周扒皮，凡是在大陆度过童年的人，大都记得《半夜鸡叫》中的这个恶霸地主。他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凶狠贪婪地残酷剥削雇工的故事让年少的读者们无不义愤填膺，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几代人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啬的通病，但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
文学创作当然是允许虚构的，但作为反映现实的作品，无论怎样虚构都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否则就成了胡编乱造，《半夜鸡叫》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哄哄小孩子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可以，却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佛怀煽仇录》的作者陈沅森先生从小生活在农村，熟悉地主的生活，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他说，“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覰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于半夜学鸡叫，克扣和压榨长工如此厉害，他早已一败涂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宝毕竟太嫩，编造谎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驳。”
34．狼牙山五壮士
《狼牙山五壮士》的作者邢野先生曾是我的老领导，他创作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曾观看过，他给我写的那幅“清泉石上流”的字至今还挂在我的客厅里。
1985 年我曾随一个“上山下乡”工作组在狼牙山所在地的易县管头乡做过半年的农村状况调查工作，并在狼牙山西侧的甘河和五勇村走村串户呆了至少半个多月。期间我也与组里的几个同龄小伙子从狼牙山东侧的西北水花了近两个小时一口气跑上过狼牙山。在五勇村走访时我们也到过狼牙山西侧的龙王庄（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自然村，隶属五勇村），并有幸聆听了当年的老游击组长冉元同老先生对五壮士故事的另一种描述。
很显然，冉老先生是一个直爽、健谈的人。我们围坐在他家的小院里喝着水听他的讲述。我们注意到：他的老婆不断地用眼神瞪他，企图阻止他给我们讲当年的情形，但他却固执地讲了下去，并气愤地说“书上和电影上都是瞎编的”。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在甘河时有许多人曾劝我们的话：“你们还是别去了（指龙王庄），去了就没有教育意义了。”
按冉先生的讲述：他当时也曾带领游击组阻击过那股日军，但因寡不敌众被打散，就躲在了狼牙山对面山上的树丛里，而那几个人（指五壮士）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条绝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时已无路可走，于是就短兵相接与鬼子拼起了刺刀，但因寡不敌众、拼不过敌人，边拼边退，加上只顾前不顾后，不小心摔了下去，并没有来得及喊什么口号。敌人退走之后他还上去查看了掉崖人的死活。
他特意指出两点：1、跑上绝崖是迷了路，而非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而故意把敌人引向绝壁；2、是拼不过敌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悬崖而非故意跳下。
当地村民们还传说：说这五人只不过是几个散兵游勇，来村里后要吃要喝， 稍不如意就打人。由于几个人手上有枪，村民们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后来有人想出了个办法，偷偷地把他们的行踪告诉了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就来围剿他们。
这几个人也不是故意把日本人往绝路上引，而是有村民故意告诉他们这条绝路是一条逃跑的好路径。结果几个人真的上当了。
5个人中有三个是当场被打死的，后来清理战场把尸体丢下了悬崖。另两个当场被活捉，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从日本人手上逃了出来，从此就有了“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作者：大陆人）
35．白求恩：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939年11月12日，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把白求恩几乎神化成了一个完人，称颂他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到文革时，毛的这篇文章被中共定为“老三篇”中的一篇，大陆人必须天天诵读，使得白求恩的名字在中国从此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纵观白求恩的一生，他当然是一个有着献身精神的与众不同的人物，但也决非毛泽东笔下的完人。海外专家对白求恩的研究以及苏联60年解密档的公布，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白求恩。
与妻子两度离婚
泰德•阿兰与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他在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一书，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传记。
根据阿兰的记述，1890年3月4日， 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祖籍英国苏格兰。他的祖父是医生，父亲是基督教牧师。生于富裕家庭的白求恩，多伦多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个胸外科医生。
1922年初，32岁的白求恩到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结识了21岁的漂亮英国姑娘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尽管两人相差11岁，具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白求恩对弗朗西丝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两人就结伴赴西欧旅游。 1923年8月13日，两人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
婚后，他们到欧洲各著名城市游览，度过了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
由于白求恩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喜欢冒险，而弗朗西丝个性恬静，内向而羞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开始产生隔膜，使彼此间的敬爱受到了损伤。
结婚一年后，白求恩夫妇离开英国，到了美国底特律正式挂牌行医。白求恩一生没有孩子，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而弗朗西丝则一人整天待在家里，十分孤独苦闷。
1926年夏天，白求恩被确诊为肺结核，那时得了肺结核就等于接到了死亡的判决书。一天他对妻子说：“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谈谈，我不知道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不过我快要死了，而你才25岁，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白求恩语气坚定。
“不！诺尔曼，我不离开你，尤其是现在。”弗朗西丝真挚地说，“不管我们中间发生什么，现在我惟一的愿望就是跟你在一起。” “这样没有什么意义。我决不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否则我决不到疗养院去治疗。”白求恩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于是两人离婚了。在特鲁多疗养院里，白求恩使用代气胸疗法，终于使自己的病情有了转机，一年后，病愈出院的白求恩被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乐麦吉尔大学聘去任教，他在火车站急切地给弗朗西丝发了一封电报： “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如旧。” 弗朗西丝自离婚后，也没和别人谈过恋爱。她来信说：“亲爱的，既然我们都还相爱，为什么要分呢？”两人于是重婚，那年白求恩39岁，弗朗西丝28岁。
两人欢度了一段胜似新婚的甜蜜岁月后，感情再度出现危机。一天早晨上班时，弗朗西丝关照丈夫买些肉、菜，晚上要为丈夫烧几个好菜。下午，她兴致勃勃地回到家。进门见丈夫正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一副骷髅。她问：“肉、菜买了吗？”丈夫不假思索地说：“在冰箱里。”她打开冰箱，只见一段肠子。她皱起眉头捏起肠子说：“就买这段破肠子？”丈夫猛地跳起来喊：“别动，那是人的肠子！” 弗朗西丝吓得“哎呀”大叫一声，慌忙扔下：“死人肠子怎么能和食物放在一块？”白求恩却头也不抬地说：“这有什么呀？你吃的牛、羊、猪肉还不都是动物死了的器官？”
这样的事出现了几次，弗朗西丝实在忍受不了。她感到白求恩的心根本不在这个家里，她相信白求恩想做的是一番大事，而她是他的障碍，于是两人友好协商后，于1933年3月，43岁的白求恩与弗朗西丝再次离婚。
坏脾气与酗酒
1936年9月，得到德意志法西斯支持的西班牙叛军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政权，世界上54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组成了“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11月3日，白求恩来到被法西斯军队包围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月后建立了“流动输血队”。1937年初，阿兰也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达西班牙，两人于当年２月在马德里相遇。
阿兰发现，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这是阿兰1937年2月在西班牙的日记中的一句话。白求恩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５天杳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以及阿兰感到很尴尬。
据加拿大人迈克尔•彼得罗在《MacLean’s》杂志上披露，1937年初，一位美艳惊人，自称卡莎的瑞典记者到输血队总部，要求采访白求恩。据白求恩的年轻助手特德•阿伦回忆，两人见面不久就双双消失，在一间卧室中共度了两日。特德不小心曾撞见两位裸裎床笫；白求恩间或出门露一面，对人说该记者正对他进行深入访谈。
除卡莎外，白大夫曾向许多记者求欢，闹得声望日隆。加拿大人在国内报刊上读到他的业绩，为之陶醉，于是源源不断地捐款被送到了白求恩的流动输血队。然而，几个月后的1937年4月，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前，白求恩突然离开了西班牙。
当时公开的档表示，1937年4月19日，白求恩给军队卫生部门的首脑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上说，输血队在西班牙当局管理下工作正常，不再需要他了，所以他将离去。然而回国后，白求恩几次要求再次重返西班牙，都被国际纵队拒绝了。白求恩在给他前妻弗朗西丝的信中称：西班牙是“我心上的创伤”。
为什么白求恩会在战事仍在进行时离开西班牙呢？这个谜底直到60年后，苏维埃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解密后，人们才发现，白求恩是被当时的西班牙政府强迫离去的，理由是他被指控为叛逆和间谍嫌疑。
一个名叫胡安•艾尔琛塔勒的西班牙官员在其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解释了为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白求恩离开这个国家。他列举了白求恩的一些过错：“出于行为不端和其他原因，他经常酗酒，其身心状况一向都不适于领导像输血那样细致的工作。……他曾拿走一些首饰，借口说是要交给某某，后来又说他要到巴黎去把它卖掉，好为本队筹资，其实至今谁也不知道他拿那些东西干了什么。”
“他洋洋得意大手大脚地花钱，从来不想想钱是加拿大无产阶级为了表示同西班牙的团结，常常是一分一分筹集来的。…… 我们一向注意到他对上前线有极大热情，无论何时，只要有战斗任务；但从来不是为了输血的正当目的。”
然后这位官员给出了对白求恩最严峻的指控：“根据一份已送交我党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卫生部的报告，白求恩有重大间谍嫌疑。”“他经常接受一位元瑞典记者卡莎的采访，而卡莎被怀疑是位法西斯分子。”
尽管事后证明，白求恩的这位瑞典情人不是法西斯间谍，但白求恩的酗酒、爱发脾气等性格作风，以及和卡莎的关系，最终注定了他离去的命运。
陶行知把白求恩请到中国
1936年9月，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为了发动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曾自费到海外呼吁帮助。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在那遇到了白求恩。身为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当白求恩听说陶行知来自战火纷飞的中国时，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并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
不久，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白求恩来到了中国，1938年春到了延安，并在晋察冀边区担任军区卫生顾问。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没有了牛奶、面包和香浓的咖啡，只有山村的粗食杂粮，但白求恩忍过来了。他拒绝了给他的特殊照顾，和其他人一样，吃住在一起。那时白求恩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他曾在69小时内做了115例手术。
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阿兰称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1939年，白求恩在五台山地区一次手术中遭到感染，得了败血症。当中共领导得知此事后，下令全力抢救。当中共上海地下党得到包括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抢救药品的采购单时，傻眼了，一是这么大的需要量，别说是没钱了，就是有钱也无法在上海买到这么多的严禁私自采购的药品。
万般无奈下，他们硬着头皮找到上海滩的杜月笙帮忙，杜月笙看了这单子后也是半晌没说话。最后杜月笙缓缓地说道，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埔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当这批急需的药品运到唐县黄石村的时候，白求恩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时，中共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一说这些药品太珍贵了，就是给白求恩用了也不见得管用，要是不管用就白瞎了。另一种意见是管不管用也要用。最后大家僵持不下，于是一致认为听听白求恩自己的意见。
于是大家就派了一名翻译与两位负责人前去问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弄明白了来人的意思后，缓缓地说道：“还是用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重要的。”可这话最后传回来的却变成了“还是算了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可以奉献的。”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终于闭上了眼睛，但一批珍贵的药品却节省了下来。
36．英雄刘胡兰
一个不满15周岁的女孩子，被一伙人用铡刀铡死，这是一出人间少有的悲剧。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始终都在用这样的案例来映衬国民政府的残忍和无情，煽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对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政府的仇恨，刘胡兰的故事被写成书、编为话剧、电影、进入学生的课本，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谁让一个无辜的少女被她的政府处死，她究竟做了什么罪恶滔天的坏事？另外，她当时能不能不死？她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悲剧人物？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查阅许多关于刘胡兰的文字资料，对把她认定为英雄的说法越来越不敢苟同。
就刘胡兰的遭遇来看，她的罹难的过程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听说的那样令人感动和振奋，有没有被人英雄化，这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再去证伪。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英雄的意义。一个仅仅15岁的女孩子能坚强不屈，从容就死，确实是值得人敬佩的，可是一个人仅仅能够坚强不屈，从容就死，并不能说明她就是英雄。能够说明她是英雄的，是要看她为了什么才坚强不屈并从容就死的。
英雄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具有较为恒定的内涵和普适的价值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可这些人物并不一定就是英雄，有些人当时是英雄，可是他所控制的那个时代一旦成为历史，他就不再是英雄，有可能是人类的罪人，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还有一些人，他一时被人们认为是英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逐渐证明他所代表的理念是有问题的，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取向，甚至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向违悖，所以，他也就会从英雄的神坛上滚落下来。
我之所以说刘胡兰不是英雄，并非想否定她在面临死亡威胁时的坚强不屈，即使她是被死亡吓得痛哭流涕而不是传说中的以大义凛然，已经都无关紧要。我是要说明，她的死，是两种她个人无法抵御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她的利用、欺骗和无情的侵犯造成的。她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所坚信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念，事业，并没有她所看到或是听到那样伟大。
直接导致她死亡原因是她配合敌后武工队处死了本村村长石佩怀。据一些资料记载，这个村长为阎锡山的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所以就要杀死他。我们知道，那时阎锡山是国民政府山西省主席，也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长，只是当时他把持着山西的军政大权。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村长或是村支书、乡长等，也都是要派公粮、派民工、派税的，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因为派公粮、派民工而大批逼死农民、逼迫农民背井离乡的村长、乡长，应该并不比1949年前少，也并不比1949年前更善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难道农民或是某个其他的党派就可以私下处死村长吗？
此外，刘胡兰死难时，已经不是抗日战争之时，而是内战之中，中国的内战，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现在来看，都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它不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战争，比如国民政府与大清朝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进步与落后之间不得不进行的战争，也不是抵御外辱的战争，而是一场纯粹是夺取权力的战争，战争之前的国民政府，是有非常多的必须要改变的缺点，但是并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还具有基本的民主素质，至少它拥有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更彻底的选举制和宪法制度，中国人唯有在这个阶段拥有过言论、结社和游行的自由，共产党也是得益于这个自由制度下才得以产生的，共产党的报纸、电台等也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才得以发行运转的，据一本《历史的先声》的书披露，在共产党1949年获得政权前，曾经许诺要在中国实现比中华民国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广大民众之所有能够拥护并跟随中共浴血奋战而推翻中华民国，就是因为热切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力，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加进步的政府。
刘胡兰就是在这种思想下，她替共产党敌后武工队的武装力量出力，并最终走上了杀人之路。从这一点来说，她不仅不是英雄，还是一个有罪的人。作为政府，需要追究杀人者的罪过和有关人的责任，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刘胡兰等人参与了杀害村长的犯罪行为，自然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我们看到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想到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一个方面利用法律的保护，钻法律的空子，实行暴力推翻政府的行为，另外一个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不经过合法的审判，就大肆屠杀相关人员，甚至对一个少女也没有起码的同情和人道，虽然双方很难认定谁为因谁为果，可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是我们不愿意再看到的。
我们看到刘胡兰的可悲之处，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也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她的英勇和坚强，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人类普适的目的，也不能体现人类本质的价值，而是为了自己一群人的私利的执著；她的从容就死，不是为了更加崇高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所以，这个少女的死是可悲的，而不是英雄式的。
像刘胡兰这样的少女，应有她们的自由和充满爱，而不是充满仇恨的生活，让她们不必为了像她们那个年龄还不了解和无法认识的东西去献出生命！（本文原题《是悲剧而不是英雄! 刘胡兰死亡真相》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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