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朝新:是谁杀死了夏俊峰 申凯和孙旭东

【新唐人2013年10月12日讯】2013年9月25日,曾刺死两名城管队员的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一个曾报导过夏案的媒体同行在微信里说,“三年多的努力,仍留不住夏俊峰一命。无语绝望之晨。”

粗略算一下,国内关注此案的媒体记者,恐怕有数十人甚至更多。大多数人,在得知夏俊峰死刑后,哀伤一片、忧愤不已。

我,也参与过这个案子的报导。那是2010年的一月,沈阳街头滴水成冰,气温都在零下20度左右。我是南方人,感觉那是三十多年来所经历的最冷的冬天。为体验小贩们生存的艰难,连续两个早晨去夏俊峰夫妻摆摊的路口查看、访谈其他小贩。手冻得生疼,几乎拿不住笔。

下岗,失去生活来源,夫妻俩不得不在路边摆摊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在冰冷的街头,我的同情几乎要泛滥。而被夏俊峰杀死的申凯家的情形,同样让人同情。

2010年1月15日上午,在夏俊峰妻子张晶的指引下,找到了申凯母亲李佩霞家里。

一审判决前,张晶、夏母和夏俊峰的大姐,先后两次去申凯父母家求情。她们跪倒在地,希望能得到申凯父母的谅解,能救夏俊峰一命。李佩霞哭着、骂着,把夏家人和她们买去的水果,都赶出了家门。

李佩霞说,自己不能原谅那个杀死自己独子的人。申家4代单传,从此绝后。

我也买了水果,商量了一下,张晶若陪同去,申家人恐怕仍是会很激动。最后张晶回避,我独自上门。李佩霞把我拦在门外,情绪激动。我递上水果,表明自己的身份,老人情绪缓和下来,让我进门。

时年57岁的李佩霞,给我翻看申凯的照片,让我一起看地方政府举行的追悼会视频。整个过程,她几乎一直在哭,边哭边抽烟。

哭泣的李佩霞,同时表现出某种坚持,那就是坚持希望夏俊峰判死刑,否则就去告,一直告到北京。我曾试图劝说化解这种仇恨,但很快发现没有用。我理解,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中国人眼中,始终是一种无法舒缓消减的痛苦。我们这些局外人轻飘飘的几句话,不可能让老人放下。

另一名遇刺者孙旭东,我未能找到他的家人。据说34岁的他,生前带着老婆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因病未婚的哥哥挤在一间五六十平米的房子里。孙旭东意外死亡,让这个家庭失去了支柱。

在沈阳,我曾用手机拍过两张照片。画面构图、光线毫无讲究,但内容却是刻意选择的。一张,是张晶无助地拿着失业证,站在执法车前。另一张,是李佩霞拿着一张照片泪光闪闪。之所以选取这样两个画面,是想凸显这场凶杀案对于双方而言,都同样的悲情。

在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三个家庭至此全部破碎。三个家庭,父母们失去儿子,妻子们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父亲。

很长时间,我都在问:是什么导致了这三个家庭的悲剧。申凯的一名同事对我说,“管,小商小贩的饭碗就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就没有了。”

人的生存权,与一个城市的形象,居然会形成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矛盾激化到必须用死亡去消解。这是何等的可悲,这又是何等的无奈。

离开沈阳后,我写了一些关于此案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百姓肚子何时才能重于城市面子》,意在呼吁更多人关注底层人的生存不易,也是追问此类悲剧发生的根源。

此后三年后,夏俊峰案一直纠结,社会激愤、舆论哗然,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那个“他”,至今无动于衷、稳坐在台上,看着弱势者相互厮杀。

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城市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肚子重要。在部分官员畸形政绩观的直接指挥下,在家里是好丈夫、孝顺儿子、好爸爸的城管们变得凶神恶煞,为了城市面貌整洁好看,四处驱赶、殴打路边的小贩。

有人质问我,当你家楼下的道路被小贩挤占、油烟侵扰你家窗台时,你还会这么想吗?我不得不诚恳地回答:若取缔这些摊贩会导致他们失去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我宁愿道路不畅、油烟袭窗。

有些所谓的体面人追求的生活质量和品质,难道比让那些街头摆摊人能活下去更重要?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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