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7日讯】 我认为，流亡有三种形态：因为被拒绝入境而滞留海外的流亡；因为躲避危险或迫害而离开当地在国内展开的，也是流亡；第三种流亡，是更根本性的，那就是从体制中抽离出来，不愿顺从主流，为维护思考的独立性，反抗性和批判性而建构的精神状态。正是在这第三种意义上，我们说，流亡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是反抗的一种姿态。前两种流亡是被迫的，第三种流亡是自愿的。前两种流亡是不应当发生的，第三种流亡对于思想来说是必要的。
思想状态上的流亡之必要，在于只有保持一个距离，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三个东西：批判客体的问题所在，批判主体的局限，以及批判空间的广阔。保留在旧体制之内，即使我们持批判的立场，也难免会受到环境的气场影响，而无法更加冷静地挖掘问题，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保留在旧体制之内，我们直接面对迫害和压制，反抗的悲情很容易使我们自我道德化，这不利于我们展开自我反思，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反思的意义不亚于对体制的批判；最后，保留在旧体制之内，我们就把自己局限在原有的小世界中，这个世界往往被压制与反抗的主轴所填充，妨碍我们看到更大更宽广的世界，更多更精彩的主题。而流亡，反倒可以使得我们克服以上的困境，得以开展更深的思想建设。流亡，也因而并不是一个只有悲情的历史现象，也是具有建设性的反抗行为。我们通过流亡来参与现实。
流亡的成果，在《长城外》这部纪录片中得到呈现。作家郑义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虽然对流亡的状态有不同的评价和认知，但是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所提供的在流亡之后获得的新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流亡对于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郑义说，他在中国的时候经历了文革和“六四” ，采访过人吃人的事情，内心变得很硬很麻木，因为见识过太多灾难了。美国以后，他觉得这个社会跟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对待小动物的态度，那么爱护和关心。慢慢地他也被影响。有一次他散步，看到地上一滩血迹。他说如果是过去，就是看到死尸他也不会在意的，但是这一次看到这摊血迹，他发现自己内心一沈，目光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忍心看。这一瞬间，他知道自己变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即使是作为批判者，我们不知不觉地也会受到旧体制的影响，例如无法从人性的柔软层面去感知世界，愤怒和正义感让我们的认知单一化。郑义的心态的变化因而可喜可贺，因为流亡使得他在新环境下能够更容易摆脱原来的情感状态。
高行健对流亡的认知，更加深入到作为知识份子的个人，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与群体的关系上。他说：选择了流亡，就接受这样的命运。叶落归根，报效祖国这样的观念，对知识份子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约束。中国知识份子总是把自己跟国家，民族绑在一起，忘了自己是独立的个人。在高行健那里我们看到，流亡是如何使得一个思想者的境界更加提升。
有人说，流亡者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我认为，流亡也可以使人得到新的土地，让我们站立的姿势更加坚定。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