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一搜“诈骗村”，才知道各色的诈骗村如今在中国到处都是。从江西余干重金求子诈骗村、广东茂名市电白区和广西宾阳的QQ诈骗、河北丰宁冒充黑社会的诈骗、福建龙岩新罗区的淘宝诈骗，到江西余干县、湖南双峰县、海南省儋州市电信诈骗，湖南双峰县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诈骗，河南上蔡的冒充军人诈骗等等，再到街头巷尾、铺天盖地的假证，手段翻新的各式传销，乃至有人说，如果你没有收到过诈骗电话和简讯，你都不好意思说是中国人。
诈骗而内心没有挣扎这是怎样的变化？
骗是夺人钱财，再发展下去就是害人性命，云南昭通的“杀猪村”直接杀人骗财，原先纯朴的山民瞬间成为杀人害命的“杀人犯”，很多还是家族犯罪，让人直呼现实比电影还残酷。
这些诈骗村很多都位于偏远的地区，“礼失求诸野”，过去被人们认为是民风纯朴的地方，何以发生如此大的集体道德沦陷？专家学者提出各种原因：贫困综合症、电信管理、金钱崇拜、道德迷失等等，感觉都有道理，但好像都有点隔靴搔痒、雾里看花。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道德的摧毁不是一天能完成的。道德作为诉诸内心的良心法则，本身就有内在的感召力，所以孟子说，恻隐、羞恶、恭敬、是非，都是人人皆有的内心情感。对于良知的顺从，会使内心无比安宁；反之，则内心冲突挣扎。一般来说，人们对道德虽然可能动摇，甚至背叛，但做失德之事会在心中不断挣扎交战。从纯朴、善良的状态到以骗不到为耻的巨大变化，直到今天中国已经公认的礼崩乐坏的道德环境、互相坑害，或许应该从更深远的角度去探查。
谎言与中共欺骗
有句话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或许应该颠倒过来说，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更为恰当。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荀子则更为直接，他在《君道》中说：“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也就是后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暴力起家的中共深知自己的杀人理论在传统的中国是很难被接受的，中共就需要把自己的私欲和利益包装成看起来是高尚的目的，谎言和欺骗作为暴力的另一面登场了。中共宣称要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再到要让“工农”掌握政权，直到要“解放全人类”，结果怎么样？事实这是谎言，中共通过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然后用一句“所有财产和权力属于人民”就夺走了所用民众的权力和财产。中共自命为人民的代表，他们控制着国家的一切，瓜分并享受着国有财产，剥夺劳苦大众的劳动成果，压制劳苦大众追求发家致富的应有权利……劳苦大众既没有翻身解放，也没有当家作主。
恰如《九评共产党》所说：“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既然中共从一开始就如此欺骗百姓，即使明知道百姓清楚它在撒谎，它还是在报纸、电视、广播、课本、官员讲话等撒谎，又怎么可能期待其他人去持守道德准则呢？
极权必然会带来道德的败坏
中共统治的形成，无不籍助于人性之丑恶的一面。从巴黎公社的流氓无产者起家，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中共体制恰如哈耶克所说：“它拿坏人制服好人；拿愚人来管辖明白的人；拿阿附的人排斥骨梗的人；拿黑良心的人对付善良的人；拿应声虫来掩没谔谔之士；拿短视之徒来阻抑远见之士；拿无志气的人来挫磨有志气的人；拿流行的官腔来堵塞智者之口……凡此诸般‘美德’，俱可自苏俄类型的社会分析出来。”“上有所好，下必从焉”，诈骗村的出现不就是中共统治下的必然结果吗？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许多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目前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极权制度之种种恶劣的特点，并非极权制度偶然发生的副产物，而是极权制度迟早必至发生的结果……一个人如果实行极权统治，他马上也会面临一项抉择，即是，他要么不顾通常的道德肆行无忌，他要么坐待失败。”殷海光则更为明确的指出：“总而言之，极权统治犹如癌症。癌症靠着破坏人体良好体素而扩延。同样，极权统治靠着对社会处处败坏与毁灭以维持其存续。所以，任何社会开始让极权统治者统治的一天，即是败坏与毁灭发端之时。癌症致人于死才止。同样，极权统治必置社会于败尽毁绝之境才止。这由共产统治得到证明。”
由此观之，道德的败坏是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更何况中共为了让民众接受它的斗争理论极力灭绝传统文化。一番番政治运动、一场场残酷杀戮，都是要摧毁“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然斗争理论落地发芽。文化大革命将仅存的传统文化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器物层面都摧毁殆尽，这时的中国人早已被残酷的政治运动变成人格分裂的两面人，这既可以理解为残酷统治下为了生存而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又可以说是中共统治基因下的必然产物。
在暴力的威胁下，人们开始时被迫的接受，后来谎言就如让人沈迷的毒药，进而相信了谎言。恰如九评所说：“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民众贫困是中共窃取国家财富的结果
中共为了茍延残喘的所谓“改革开放”，使得已经失去精神信仰的人们一头扎进物质的泥沼。几十年政治斗争中养成的为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在“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的政策中更加肆无忌惮。先富起来的中共官僚们攫取了巨量的社会财富，此前据英国《泰晤士报》曾引述中国学者一项调查，显示身价超过1亿人民币的中国公民约有3,220人，其中有91%，约2,932人，都是中共高干的子女。
北京大学发表一份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现象正在日趋严重。处于财富顶端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前中共党魁邓小平也曾明确说过，如果中国出现了贫富分化，就说明改革失败了。可以说，在猫论说出时，邓小平已经预示到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结局。只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社会财富的分配极端恶化，是中共攫取资源的必然结果。孟子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茍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这个道理中共懂，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诈骗村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后的恶果
无数诈骗村的出现与其说道德沦陷的体现，更不如说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后的直接恶果。相互充满戒意，家人和朋友都难以相信的社会环境，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原子化状态，任何有组织的行为都因为这种戒心而难以有效组织、扩大；从一方面讲，适度充满混乱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共有理由维持、运用，甚至扩大暴力机器，在运用暴力的同时又使得民众再一次地在暴力下战栗的服从。所以，所谓的“和谐社会”只不过中共欺骗民众的一种手段，中共的统治理论从来不需要和谐。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真正的和谐社会的民众善于协商、妥协、尊重、组织，这恰恰是中共最害怕的。
吊诡的是，用欺骗来统治，让民众相互猜忌的统治方式，在中共真正遇到危机时，其任何举措也不会被民众所相信，最后的中共的崩溃恰恰因为其用来统治的方式。当人们不再相信中共任何宣传、欺骗、谎言、许诺时，中共的解体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可以说，欺骗的基因在中共成立时就已经预示其解体的方式以及必然性。
“偷盗村”向善的救赎
谎言的成立需要千百遍的灌输，谎言的破灭则只需要一丝真相的曙光，但中共解体后最重要就是传统道德的重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沉淀即使在中共灭绝式的打击下，也顽强地展示其内生的强力生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广东省紫金县“偷盗村”的变化，就是中华神传文化展现出的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卢屋村因偷盗而闻名。由于当地水土等自然条件比较好，市农委在村子附近开办了一个600多亩的水果基地。没想到的是，村民们把水果基地视为发财致富的摇钱树。每到收获季节，几乎是家家出动偷水果，到市场上出售。“偷盗风”成了当地政府治安管理最头痛的问题。即使每年动用很多人力、物力来看护果园，甚至将一些偷盗数额较大的人抓住挂牌示众，但村民们仍旧照偷不误。
1998年初，法轮大法传到了这个小村庄。全村300人，有80多人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炼功，自觉的不再干偷盗的事了。在这些人的带动下，这里的“偷盗风”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一年的冬天，村民们派代表，到广州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谈了他们变化的经过。这位农村学员谈到：“以前不知这个理，以为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你不偷他也偷。现在知道不失不得，得就得失的理。临江镇政府一位干部深有感触地说，你们法轮功真是太好啦，起到了法律起不到的作用，我也要买一本你们的书看看。”
中共的政策就是灭绝好人
就是真心向善的好人，在1999年7月20日之后，受到残酷的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河源地区被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有三十四人，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有十五人，被非法绑架、非法拘留、非法洗脑的法轮功学员不计其数。
叶红芳，女，大学毕业生，河源市电力工业局职工。叶红芳因赴京上访，被遣送回河源，被非法治安拘留和刑事拘留，其后，数次非法送往惠州市精神病院。叶红芳告诉医务人员：我是因坚持炼法轮功而被送到这里来的，我没有精神病。一位医生说：你这么顽固，就是病。该医院的骆医生每天查房时都问她：还炼不炼法轮功？并说只要她思想不转变过来，就天天给她打针。
由于服用精神药物，她全身抽筋，四肢麻木，视力模糊，乏力、心闷、月经失调。回家后，身体极度虚弱，上街买菜、干轻度家务、看书、写字都感到吃力。后又被非法劳教，在洗脑班里，恶人三次拉着叶红芳的头发往墙上撞，导致叶红芳的头被撞破，视力下降，双眼几近失明。二零零三年七月，非法判处叶红芳有期徒刑七年。一个好人被当作精神病反复摧残，这就是中共统治下社会的真实写照。
河源市紫金县的法轮功学员曾雨文被迫害致死，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紫金公安逼死人命后，不但丝毫不知悔改，反而在全县大做文章攻击法轮大法，公安局政保股的胡国光在看守所公然宣称：“你们法轮功死了不就死了，也就一个骨灰盒，那又怎么样？”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以上事例仅仅是无数法轮功学员的遭遇的缩影。中国的乱象不是中共治理能力的问题，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不是国家大底子薄的问题，而是中共放任乃至刻意为之。就如中共僭政后对传统文化的灭绝一样，因为不灭绝这些人类高尚的价值、情操、品德，中共的那一套就无法在中国立足，它的独裁统治也无法延续。
恰如《九评共产党》中所说：“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无数“诈骗村”的沦陷，无数向善民众被残酷迫害，中共不就是始作俑者吗？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