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山火烧过来了，快去救火！”广播中传来呼喊。
正在写日记的哈尔滨知青杨淑云，没来得及插上笔帽，飞奔而出；
躺在病床上的上海知青朱慧娟，甩掉身上盖的棉袄，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知青李桂芬一边跑一边喊：“快冲啊，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不到十分钟，六队的知青全部冲到了火场。大车班的小伙子冲上去了，菜园队的姑娘冲上去了，杨淑云她们几个也一起冲上去了！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
19岁的杨淑云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知青赵江海发现她棉袄的袖子冒烟，辫子也已燎着，赶忙帮她将身上的火扑灭，拦住她说：“你赶紧到东北方向去，那边安全！”只见她举起树枝，又去扑火。
刚从上海养病提前回来的朱慧娟，紧挨着姐姐在一起。她因为生病双腿无力，几次被荒草甸里的“塔头墩”绊倒，站都站不稳，她半蹲半跪地挥舞着树枝拚命地扑打。
烈火被打灭了一段，火势减小。突然，从沟底到山坡刮起旋风，压向人群，风大草高，火借风势，火头一下子又窜起来，杨淑云、李桂芬等六位女知青被围在里面。大火被旋风卷走后，地里留下一片黑糊糊的焦炭和几具尸体。杨淑云、李桂芬、朱慧娟、朱慧丽姐妹俩都未能幸免。
这是1976年3月13日中午，黑龙江尾山农场六队发生的知青“飞蛾扑火”一幕悲剧。
从听见第一声救火的广播，到葬身火海，前后只有半个小时。七位罹难者，五名上海知青，两名哈尔滨知青。死者中有六位女性，一位男性。最小的19岁，最大的28岁。
这场大火是由相邻的格球山农场烧荒引起的。因为风大，火随风势朝尾山农场六队迅速蔓延。结果，火不但没有被扑灭，救火的七名知青在大火中丧生。
当火势太大，人力完全不能扑灭时，为什么不下令撤离火场，以保全人的生命？如果非要流血牺牲，就鼓动一群缺乏生产经验和安全意识的知青去赴死？他们实际上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浓烟呛得窒息而死。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扑火时该如何避险逃生？
火灾后，农场上下对事故的性质都心知肚明。这显然是一起因管理指挥不当而造成的重大伤亡事故，事故完全可以避免，七位知青的死亡本不应该发生。
考虑到几位知青毕竟是为救火牺牲的，场部宣传科长听取了上海慰问团驻尾山农场分团的建议，让“材料匠”写了份介绍七知青事迹的材料，托人回上海探亲时交到解放日报社。
不曾想，这份送交解放日报社，并刊登在内参上的材料，被当时主抓意识形态的姚文元看到并作了批示：“英雄的战士，火红的青春”。
姚文元批示后，党媒跟进大力宣传，“3．13”事件突然被变调，一起“飞蛾扑火”恶性事件，摇身变为一个集体的英雄壮举在全国大力宣传。“坏事变好事”，尾山农场也开始把丧事改办成喜事。中共黑龙江省委授予杨淑云等七名知青“英雄战士”的称号。
姚的批示，不仅令事件责任人如释重负，而且让这个几乎年年亏损，穷山恶水的尾山农场，因为出了七位“英雄的战士”而扬名。发生“飞蛾扑火”事件的农场和生产队成了“培养英雄的学校”，引来大批参观团。那里的领导成了有功之臣，1976年的“十一”，尾山农场一名副场长和六队党总支书记应邀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而这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待遇。
姚“批示”是在1976年4月∼5月间出笼的，9月毛死了，10月“四人帮”被抓捕。如果毛还活着，“四人帮”不倒台，“英雄的战士，火红的青春”这类煽动知青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荒唐口号会不断出笼，那么尾山农场“飞蛾扑火”悲剧就不会是最后一场。后面的年轻人，会以杨淑云“英雄战士”为榜样，成为张淑云、王淑云，“激情燃烧”地继续上演“飞蛾扑火”的悲剧，做中共的牺牲品。
1969年至1976年的七年间，北大荒发生过多起火灾，烧死的知青有上百人，烧伤的知青有上千人。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