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反右补课下指标 体罚逼教师提意见

2009年，《往事微痕》曾收录铁流的文章《六十年大庆，滇东北冤魂呻吟》，记录了云南东北地区“反右补课”的一段血泪史。文中提到，当地官员为完成“反右指标”，给教师办班，通过体罚逼他们“向党提意见”。

文中说，当年云南反右中，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均被毛泽东的刽子手、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谢富治诬陷为“反党集团”。谢随即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直接传授“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这句话成为“反右补课”的实质性内容，地方各级就把划右的对像都列为“郑王集团安在基层的钉子”来打，以便讨好和邀功。

最后，滇东北（时称昭通专区）以迫害两千多名无辜者而超额完成任务，成为反右运动的重灾区。其下辖每个县都有多名高级干部被打成右派，更多右派和各种帽子的受害者在中小学教师和企业人员中产生。

铁流在文中回忆，那年他们解赴盐津，因等工具，住在大关镇街上一户老百姓家的街沿上，房主人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妇女，生得眉清目秀，小小巧巧，说话客客气极有礼貌，一看就知道是个受过教育的女姓。她身边有个两岁多的细娃，一看见他们嘴里就“爸爸、爸爸” 不停地叫，使她红着一张脸有点不好意思。

一天他和戴长子要水喝，女主人死活也不要他们喝水缸里的凉水，说：“大哥，我们这里凉水不能喝，它是大河水，喝了会生病的。”说着，劈柴生火为他们烧了一锅滚烫的开水，还放上一撮茶叶。

他们一边喝着热热的老鹰茶（山区一种粗劣的茶叶），一边和她聊起天来，才知道她的丈夫原是县里一个中学的教师，去年十二月参加县里教师“整风鸣放”会，说了“教学要注重质量，政治的东西不要太多”，就被划成右派送到很远的农村去监督劳动。

他听后皱着眉头问：“那时整风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他还去提什么意见？”

她说：“是呀，因为地区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就把一些教师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在学习班里不说话，就把你弄到操场去跑步，从早跑到晚，从晚跑到深夜，要想不跑就得发言，向党提意见。我丈夫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去发言提意见，就这样成了右派。现离家半年多了，所以孩子一见着你们就爸爸、爸爸地乱叫。”

他听后很是凄然，想到家里的女儿也可能这样，便安慰道：“大嫂，你丈夫比我们好，他属于保留公职，现在还是国家干部，只不过少几个工资而已。我们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比起他重多了。”

戴长子接上话岔道：“嫂子，我们离家千里，不知几时才能回去哟！”

文章说，这两千多名“反右补课”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每家都有一本血泪账。惨烈恶果，典型个案，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今大半数受害者均己逝世，活着为数不多的右派老人仅是“改正”的二等公民。

六十年他们仰望星空，侧耳听着天安门隆隆的礼炮声，他们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还有那天下的冤魂，难道也是“辉煌的六十年”么？（编注：该文写于2009年“十一”期间。）

（云涛整理/责任编辑：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