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皮埃尔．佩昂（Pierre Péan，译者注：法国调查记者，也是许多关于政治丑闻的书籍的作者）在《极端分子》（L’ extrémiste）一书中所透露的，PFLP-EOC与瑞士纳粹银行家弗朗索瓦．哲努（François Genoud）沆瀣一气（哲努在该书中公开承认了这一点）。这一事实，对克格勃来说显然不成问题。卡洛斯后来引人注目的恐怖活动，先后对于PFLP-EOC和克格勃本身来说，也都不成问题，因为他与阿拉伯国家和东方集团国家的约15个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随后是一份局部清单。
1997年在法国受审时，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一名极其崇拜列宁的委内瑞拉律师（他给他的3个儿子取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乌里扬诺夫）之子，告诉法官让-路易斯．布吕吉埃（Jean-Louis Bruguiere），他先是在1969年遇到一名PFLP成员。此人是里法特．阿布．奥恩（Rifaat Abul Aoun）。这次会面在莫斯科进行。那个后来被称为卡洛斯的无聊的年轻学生，正在那里学习物理、化学和马列主义。卡洛斯对拉美共产党缺乏活动感到失望，准备采取更为暴力和激进的行动。在他抵达约旦后不久，PFLP-EOC就给他提供了采取这种行动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于1971年初成为一名行动特工，因富有教养、举止彬彬有礼，而轻松地畅行于欧洲。撇开表象不谈，他很快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和血腥的恐怖行动。
1975年6月27日，卡洛斯在巴黎杀死了两名警察，并重伤了第三名警察。12月，他带头袭击了欧佩克（OPEC）驻维也纳办事处，杀了三人，然后逃往阿尔及尔。他与其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四处活动。这些成员是德国人，来自一个自称为“革命细胞”（Revolutionary Cells）、由约翰内斯．维因里希（Johannes Weinrich）领导的激进左翼团体。卡洛斯还经常在东德活动，斯塔西（Stasi，译者注：东德国家安全机构，正式名称为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对他进行了非常密切的监视，提防着一个能够如此胆大妄为的人。
“Separat”（分离）是卡洛斯的组织在斯塔西内部的代号。1980年，一份绝密文件被发给斯塔西首脑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它被相当直白地称为“斯塔西关于处理和控制卡洛斯组织的行动计划”。据资讯丰富的卡洛斯传记的作者伯纳德．维奥莱特（Bernard Violet）说，“维因里希和帕斯卡尔．柯普（Pascale Kopp）﹝卡洛斯的助手和同伴﹞并非真的是斯塔西特工。他们从来没有为斯塔西执行过任务，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被雇用来将信息传回给德国人，但他们是连接东德特工部门与该组织成员的很重要的中间人。”维奥莱特说出了卡洛斯一连串东德联系人的名字──哈利．达尔（Harry Dahl）上校、霍斯特．弗朗茨（Horst Franz）、冈瑟．杰克尔（Günther Jäckel）和赫尔穆特．福格特（Helmut Voigt），之后补充说：“卡洛斯完全清楚这两人﹝维因里希和柯普﹞与﹝东﹞德情报机构所进行的联系。”
卡洛斯与斯塔西的联系并未阻止他与罗马尼亚人建立联盟，也未阻止他将布达佩斯作为基地来利用匈牙利国家安全部队。他的组织（更名为“武装斗争争取阿拉伯解放组织”﹝Organization for Armed Struggle for Arab Liberation﹞）进行了更加血腥的袭击。斯塔西的福格特上校指责“Separat”组织于1983年8月25日袭击了西柏林的法国之家（maison de France）。袭击中有两人丧生。当时，这起袭击被归咎于另一个与东方集团有关联且以贝鲁特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名为亚美尼亚解放秘密军（Secret Army for the Liberation of Armenia）。
对于一个似乎从未给过他们任何好处的特工，斯塔西却表现得如此纵容，也许看起来令人惊讶。这显然是斯塔西最高层所作出的决定。埃里希．米尔克在战前担任德国共产党各战斗组织的负责人，被指控在柏林谋杀了两名警察。他可能从委内瑞拉恐怖分子和西德最有名的恐怖组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Baader Meinhof gang）帮派的其他成员身上，发现了另一个自己。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心理学解释。但斯塔西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之间一定有着更客观的联系。无论是米尔克还是斯塔西的其他任何人，在精神上似乎都不是了不起的浪漫革命者。如果卡洛斯及其组织与阿拉伯国家和东方集团国家中至少15个不同的情报机构有联系，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不是偶然的。
共产党国家对中东极端主义分子的纵容，并不仅仅限于对待卡洛斯。与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强烈对立的阿布．尼达尔（Abu Nidal）和他的法塔赫革命委员会（Fatah Revolutionary Council），先后为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活动，也得益于这种支持，但程度较小，因为他们被认为是较难控制的。尽管如此，他们的领导人在病得很重的时候，仍然可以秘密前往铁幕的另一侧寻求医疗帮助。
东方集团国家直接介入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另一个例子是他们操纵了德国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RAF）。在西方，红军派以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之名更为人所熟知。自学生抗议中产生，这个约由50名特工和1,000名支持者组成的小型组织，于上世纪70年代投身于恐怖主义，主要攻击美国在德国的利益。1977年以后，西德“老板中的老板”汉斯．马丁．施莱尔（Hans Martin Schleyer）被暗杀（随后红军派的两名领导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和安德列亚斯．巴德﹝Andreas Baader﹞死于狱中）以后，该组织在柏林墙的另一侧获得了更多支持，以至于其自己的身份逐渐消失，该组织或多或少地变成了斯塔西本身的一个秘密分支。德国统一后，越狱的最后一批红军派成员继续住在前东德。
操纵游击队和恐怖组织，通常并非易事；它需要处事的圆熟和出色的政治技巧。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克格勃通过其最杰出的特工之一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涅奇波连科（Oleg Maksimovich Nechiporenko），并在朝鲜人的帮助下，选择在1969至1970年制造了一场完全由自己操控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Movimiento de Acción Revolucionaria，MAR）最终于1971年被墨西哥警方摧毁。很明显，这一大胆举措的目的是，革除在其它卡斯特罗派和毛派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威胁、缺乏纪律和两面派作风。这些组织中的一些确实成功逃离了他们的导师。西班牙的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Revolutionary Anti-Fascist Patriotic Front，FRAP），于上世纪70年代初与中共和阿尔巴尼亚人眉来眼去了一阵子，妄想获得武器，然后变成了10月1日反法西斯抵抗团体（Anti-Fascist Resistance Group of October First，GRAPO）。与此相反的是，阿维马埃尔．古斯曼（Abimael Guzmán）的秘鲁“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译者注：正式名称是秘鲁共产党）军队，总是憎恨邓小平，与中共新领导层依然没有多大关系。1983年12月，它甚至袭击了中共驻利马（Lima）大使馆。该军队声称忠于强硬的毛主义教义和长期的人民战争。
由于现代风险太大，在极少数情况下，共产党国家通过自己的情报机构，自己实施恐怖袭击。例如，198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由两名朝鲜特工组成的团队，在一架大韩航空（Korean Airlines）班机于阿布扎比中途停留期间下机，未再返回。他们在这架飞往曼谷的班机上留下了一枚无线电炸弹。在随后的爆炸中，约有115人丧生。这两名特工中，一名是经验丰富的干部，名叫金胜一（Kim Seung-il），另一名是位年轻女子，名叫金贤姬（Kim Hyuon-hee）。两人曾在金星（Keumsung）的军事学院接受过三年培训。案发后被捕时，金胜一自杀身亡，而金贤姬则全盘招认，接着撰写了一本书讲述她的经历。现在要断定这本书有多少属于捏造，还为时过早。但无论其真实度如何，到1997年，朝鲜依然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致力于恐怖主义实践的共产国家。#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