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1. 前言
近代之前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下发展了几千年后，发展成了两个全然不同的社会，语言文字、文化、技术、建筑等所有方面看起来都全然不同。近现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都是用“神秘”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包含着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等含义。但是学术界、科学界并未对这种神秘背后的深层含义有更多的关注，人们多是以一种猎奇和表面现象的比较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人们开始比较、分析理解这种中西方的不同，试图找出这些诸多不同背后的原因。比如一些认知和心理学研究结果[Richard，2003]揭示了东西方思维模式（Thought Patterns）的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观察同样的事物时有不同的大脑反应等。
要从这些局部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来全面认识中国古代与西方两种文明的不同，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社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整个文明的语言文字、文化、科学、艺术等都有其内在一致的思维逻辑内核。同样，中华古文明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承传几千年，绵延不断，汉字作为当今唯一使用的语素文字能够承传几千年，古代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整体论等思维特点，最本质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文明有一个共同的思维基础、理论内核。因此对这两个文明内核的比较，是理解这两种文化、文明差异的可行途径。
自从中国开始接触西方社会以来，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没有逻辑思维的传统，而只有直觉。没有逻辑学，那自然也就没有建立在逻辑学基础上的其它所有学科，没有由此衍生的科学技术。这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层，面对西方近乎完备的哲学、逻辑学、数学、艺术和科技体系，处于一种困惑迷茫的状态中。这个体系的对应物，在中国近代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困惑带来的后果是，中华传统文明的主体，在近现代完全被抛弃。
近代以来，尤其是来自于西方的教育体系传入东方，东方国家不仅引入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体制，也引入了全套的西方教育内容。这些教育内容中，不仅包括了标准化的近代科技、历史、人文课程，甚至是中文以及中文的教学方式也已渐西语化。
在这种教育体制下，人们从小到大接受了统一基础教育，原来中国传统的思想、科技、医学，已被彻底排除在外，边缘化，沦入民间，很多都处于濒临失传，或已失传的境地。源自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论观点等占据了全社会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即使是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的学者，大多也是用当今主流的思维方法、观点来研究。
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对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支配作用。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思维的传统，实际更准确的表达是：中国古代没有源自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思维。中华文明从上古至近代，自始至终都有着内在一致、系统性很强的思维规则体系，只是这种思维传统与亚氏逻辑学大相径庭，难以相互理解。
如果不能真正理解这种中华传统思维逻辑，这种中华传统思想、语言、文化、科技一致完备的内核，近些年一些所谓恢复传统文化的举措，只能是更加彻底地抛弃承传几千年的思维传统、文化内涵，更彻底地阉割汉语，更彻底地批判传统的科技。
另一方面，当今源自西方的人文、科技虽如日中天，但是也已经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根本缺陷。对这些缺陷追根溯源，可以发现其主要源自于基本的思维逻辑。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命名法建议”中，将逻辑学列于众学科之首那样，逻辑学一直扮演了一个科学的科学、唯一正确的思维方法等类似的角色。字根源于希腊语逻各斯（希腊语：λόγος）的英语“逻辑”（logic）一词，其最初意思有词语、思想、概念、论点、推理之意，在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他的逻辑学体系之后的两千多年中，这个词的含义在西方就逐渐变得基本等同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含义，近现代谈及逻辑学的时候，一般总是指由亚里士多德建立的西方传统逻辑学，或者是与之一脉相承，在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家族（下文均简称为亚氏逻辑学。这里在逻辑学前加的这个“西方”，只是对逻辑学分类的标签，旨在映衬还有其它不同类型逻辑学）。
纵观西方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技术等等，其背后主流的思维方法无不是源自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以科学为例，在过去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以孕育于西方哲学的牛顿力学为代表，其成功建立和应用的分析方法迅速扩展到了人类认识的各个领域，建立了一个由数以百计的分支学科组成的西方科学体系。这个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数学的引入，或者说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流行的近代科学观点是，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引入近代数学为工具，将不能称其为科学。可以说，近代科学已经认定了数学就是其自身的表达工具和推理逻辑。
近代以来，词项逻辑发展到谓词逻辑后，亚氏逻辑学填平了与数学间的沟壑，两者逐渐融为一体，数理逻辑似已成为近代数学的基础，因此亚氏逻辑学彻底成为近代科学占据着统御地位的思维方法。
经历了两三百年的发展，这个西方科学体系已经逐步廓清了自己的疆域。除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勾勒出的边界外，至今定量分析无法涉足的一些领域构成了西方科学体系的另外一道边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自身的根本缺陷。
现代数学以集合论为其基础，而由罗素悖论引出的ZF公理化集合论把“顽固类”排除出数学表达的对象[程极泰，1985]，则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很多我们最常遇到的事物，人类的爱、恨，生命的诞生，一些社会和经济活动等都在被排除之列。
从后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定量分析的局限性，反映了亚氏逻辑学的局限性，同样也是建筑在其上的近代科学体系的局限性。
判断其它科学学科的局限性时，一定需要逻辑学作为工具，但判断逻辑学本身的局限性时，即反思的对象就是反思使用的工具本身时，则逻辑学本身的局限性对这种局限性的判断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知道有很多概念获取（concept possession）的方法。不同概念获取方法，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获取概念，或针对同样的对象形成不尽相同的概念。一些特定的概念获取方法会与一些特定的判断推理方式相结合，构成一种特定的逻辑学——思维方法。因此基于某种特定逻辑学的思维方法，所能处理的对象将受限于相应的概念获取方法。更进一步讲，一种思维方法只能处理可以获取概念的对象，而不能处理不能获取概念的对象。也就是说，概念构成了思维方法视野的第一层限制。
如果局限性源自于一些亚氏逻辑学不能获取概念的对象，则解决这种局限性问题就超出了亚氏逻辑学的视野，自然不能得到答案。换句话说，如果这种反思已经被其反思的对象所“锁定”在其疆域内，将很难去探索这种思维方法的局限性。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理发师悖论的变种。如果反思亚氏逻辑学局限性问题是找出亚氏逻辑学无法获取或定义的对象，那么问题也就是说，要用亚氏逻辑学获取或定义“无法用亚氏逻辑学获取或定义的对象”这个对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说明无法用亚氏逻辑学来获取不属于亚氏逻辑学的对象。
排除这个悖论的流行方法是排除了自身属于自身的对象，也就是说对“隶属关系”做了限定。公理化集合论建立在隶属关系之上，而现代数学建立在公理化集合论之上，因此隶属关系的局限性也是整个现代数学的局限性。
因为这种限定直接限制的是思维的对象，要研究这个限制之外的思维对象，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无需这种隶属关系的逻辑学。要实现这一点，唯有在其它的思维体系中寻找，在那些从逻辑学层面就已经与当代主流思维体系分道扬镳的体系中寻找。
目前一般的观点认为，一些古文明（如印度、中国和希腊）都有逻辑领域的研究，只是流传延续下来的只有亚里斯多德建立的逻辑学。显然这已经是用亚氏逻辑学作为模板来在其他文明中寻找对应物，是一种被亚氏逻辑学锁定后的观点。实际上，我们需要做的是，从逻辑这个词的原始含义去寻找其他文明中与之相应的体系，去寻找与亚氏逻辑学大相径庭的“逻辑学”。
在讨论中国古代的传统学说与源自西方的哲学、科学之间的关系时，如果只是从西方哲学、逻辑和科学的观点讨论中国传统学说，或者从中国古代传统学说讨论近代科学，而不是去寻找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两个体系最基本分叉点，并从这最基本的分叉点去探求这两个系统的不同，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果。
从逻辑这个词的原始含义来讲，它应当是指一种同一社会中的人都会接受，不会导致不同人之间、一个人的思维过程中的思维矛盾，保持思维内在的一致性，有预见能力的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在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中，追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亚氏逻辑学相应的是《易经》。
中国自西周以来的三千多年历史中，多数文明成果，都与《易经》离不开干系。《易经》是中国传统语言、艺术、建筑、各种技术、兵法乃至武术的理论基础。但是《易经》所论述的思想、思维规则与西方哲学、逻辑和科学，基本上没有任何交集。
因为我们是在亚氏逻辑学的视野之外寻找其它的逻辑学，因此不能把这种比较局限在亚氏逻辑学所具有的符号体系、概念获取、判断和推理等方面。
认知科学把哲学、逻辑学等作为其涵盖的认知维度，因此具有了与《易经》类似的涵盖范围。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从认知的起点来找到中国古代与西方文化的分叉点。在这个分叉点之后，再来比较中西方逻辑的差异。
《易经》传入西方世界也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近现代中国和亚、欧、美的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解释，如认为《易经》是卜筮著作、历法、历史、词典、哲学、数学等等，许许多多从当代哲学、逻辑学和科学角度对《易经》的解读要么难以满足当今的学术规范，要么只涉及到了《易经》的一个局部，能否以及如何从源自于西方的哲学、科学观点来理解《易经》，至今依然莫衷一是。
近些年来，《易经》次序图与分形（Fractal）图形的高度一致，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尚未见到据此对《易经》较深入的讨论。从《易经》与分形的关系出发，在讨论被近代数学排除的对象与循环嵌套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易经》的对象就是这种被近代数学排除的“顽固类”，《易经》建立了一种对循环内嵌对象进行表达和理解的体系。这个体系从最基本的认识论假设、认知过程和所有最基本的概念都与当今科学体系完全不同。
人们思维逻辑的不同会导致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同，从而会产生不同的科学技术。源于西方的近代科技对人类的影响史无前例的巨大和广泛，因此比较在中西方不同思维逻辑的引导下，古代中国和近代西方发展起来了什么形态的科学、技术，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因为本文的比较涉及到了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法，因此对人类不同的基本认知方式进行归纳分类，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同基本认知方法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思维逻辑的载体，语言文字的产生也与人们基本的思维逻辑有密切关系。因此在比较中西方思维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汉（国）语与西方表音文字进行比较，既有助于理解这两类语言各自的特点，也是对思维逻辑比较结果的验证。（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