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的阎锡山说过一句特别精辟的话——“中共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
这只狐狸精不但迷惑过许多中国人，也迷惑过一些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天真善良的外国人。可喜的是，许多当年被中共迷惑过的中国人今天都觉醒了，不少当年被中共迷惑过的外国人今天也觉醒了。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就是他们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据百度词条介绍，林培瑞（英文名：Perry Link，194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
林培瑞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是美国汉学家中与中国社会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位“中国通”之一。林培瑞亦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第一位拜师入门的洋弟子，也是当时全世界第一位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相声的洋人。
林培瑞先生在“受骗的不只是中国人 而我这样醒了”一文中，回忆了自己当年如何被中共迷惑，之后又是如何觉醒的心路。
据林培瑞回忆，六十年代末，正当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革命彻底失望的时候，他和许多美国青年却处在类似于四十年代受中共迷惑的那一代中国左翼青年的状态，“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
当时，美国人还不能到中国去，只能看到《中国建设》之类印得很华丽的杂志。上面除了漂亮的相片以外，充满了“为人民服务”、“妇女能顶半边天”、“学习雷峰”等对美国理想主义青年吸引力极大的辞令。当时美国正在越南打仗，他们这些左派青年都反战；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同时兴起，他们都赞成；正好这时中共的革命口号漂过太平洋来，他们就立即拥抱了它。也有人问过，中国真在走向民主吗？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不是有“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的说法吗，那就可以算民主了吧。
林培瑞六十年代开始学中文，七十年代写关于中国历史的博士论文，1979年才有机会到中国去住了一年，第一次能够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了，于是也开始对那些革命的漂亮语言产生幻灭感了，只是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晚了二十年。帮助他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起初是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和其他的“伤痕文学”作品，但使他体会到中共官方语言弄虚作假的最关键的经验，还是“六四”前三个多月的事。
1989年2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抵达北京，在长城饭店宴请中共领导人以及500多位客人。受邀客人中包括方励之教授和他的夫人李淑娴教授，也包括那时正在北京工作的林培瑞以及他的太太。因为住得离方家很近，林培瑞就临时安排他们夫妇与自己坐同一辆小汽车去赴宴。没想到的是，他们竟因此就都去不成了。林培瑞的车还没到长城饭店，就在中途被八位武装警察拦了下来。警察们让他们的司机把车开走了，他们不得不在寒夜的街上步行三个多钟头。这一路上，许多便衣警察一直紧紧跟着他们，有的坐着车、有的骑摩托车、有的步行。那一晚，他们四个人到底也没能进入设宴的饭店，更谈不上吃饭了。林培瑞做梦也想不到，竟然会发生这么离奇古怪的事情。
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件事，曾作过报导。三个星期后，新华社发了一篇题为“方励之赴宴风波真相”的消息，先在《瞭望》周刊上发表了，然后又登在《人民日报》和其他官方媒体上。林培瑞看了后收获很大，真正了解了一个“真相”，这不是指方励之赴宴的真相，而是指中共说假话的真相。因为新华社的这篇报导不只是歪曲了许多事实，而且在不少关键的地方编造了一些根本没发生过的事。
林培瑞说，一般人讲假话时，总希望尽量不要引人注目；而新华社却不同，明知自己在说假话，还偏要加上一个“真”字儿，好像信心十足似的。十年前他读的“伤痕文学”作品里常说“四人帮”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当时觉得这大概只是文学渲染，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作家们在文革中受了很大的打击，事后批评文革时难免有点夸张；那“四人帮”不管多坏，大概总不至于把“真”与“假”来个一百八十度的颠倒吧。但亲身经历了方励之赴宴的事，又阅读了新华社的那篇“真相”报导后，他这个天真的外国学者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因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铁证就摆在他的面前，那不正是把“真”与“假”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颠倒吗?
也许有人会说，这篇歪曲捏造报导的出现大概只是个别人干的，是个偶然失误，而不是“组织”上有目的安排。当时，林培瑞想检验一下，就写了一封澄清事实的信，寄给了《瞭望》周刊，但是没有回音。接着，他又寄了一封，这次用了“双挂号”，仍然没有回音，连挂号信的回执收据都未收到。
林培瑞说，看起来，这篇报导似乎与“组织”有关了，因为，只有“组织”上才能取消邮局关于“双挂号”信必须取得收件人签字并将回执送给寄件人这一正常手续。几天后，他专门去了一趟《瞭望》周刊编辑部。敲门后出来了一位老编辑，他知道林培瑞是谁之后，突然显得很为难，摇摇头，眼睛只望下看着，一句话也不愿说。紧跟着又出来了一位“政治编辑室”的李勤先生，他对林培瑞说，“方励之赴宴真相”的作者豫木先生度假去了，没法儿找他，请你走吧。后来林培瑞从朋友那里了解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李勤本人，豫木是他的笔名。
后来，林培瑞请教了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朋友，问他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应当怎样看待“说假话”的问题。他们总是很客气地笑着说，你不必太天真。不过也有一位教训他说：“你别老注意‘真’与‘假’的问题。共产党的这种话与真假没关系，是真是假连它自己都不问。它只问，‘说这句话能不能达到我的目的？’”这位朋友接着说：“当然，有时候它很注意真假。比如联合国要考虑一个问题，会有多少票数赞同它，多少反对它，这种问题它力求弄得很精确。但你这种政治语言不同；这是骂人用的，打人用的，是为了起作用的，是真是假不在话下。” 林培瑞接受了这位朋友对他的教训。共产党的官方语言的确是这么回事。
但作为外国人，林培瑞并未因此失去对中国的尊重和感情；相反，他更同情《瞭望》编辑部那位只能为难地保持沉默的老编辑，更想支持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也更尊重那些能挺身而出、说点真话的中国人。九十年代以来，他发表了几篇文章、书评和演讲，一直在批评共产党说的那种“真假都没关系的话”。
笑蜀先生编辑的《历史的先声》一书中，收了一篇《新华日报》1946年7月2日刊登的名为“黑名单”的短文，这篇文章批评的是当时国民党开列的进步学生“黑名单”。林培瑞对此文的兴趣特别浓，想知道那时共产党对“黑名单”到底持什么样的看法，因为他自己曾在九十年代中期被中共列入过“黑名单”，他想不妨去“照照镜子”吧。
林培瑞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了一个暑期汉语培训班，每年送大约120名较优秀的美国学生到北京去念速成中文科。他是美方的班主任之一，所以，从1993年到1995年，他先后六次到北京去工作。但是，从1996年夏天起，中国驻美国的使馆突然不给他签证了，也不说明理由，他似乎是上了“黑名单”，一下子就再也不能去中国了。他通过非正式渠道去问了原因，每次的答复都一样，也很有趣：“你自己明白”。但实际上他并不明白。他想，在中共强硬派眼中，他的“罪过”或许“不小”，但到底是哪一项导致自己上了“黑名单”，他真的不知道；至于为什么1996年以前他“没有问题”，可以去中国，而1996年却突然把他列到“黑名单”上，不让他去中国，其中究竟就更不知道了。“黑名单”向来是共产党用在中国人头上的法子，现在用到林培瑞这儿来了，他感觉自己作为汉学家似乎“升级”了，开始“享受”中国人的“待遇”了，不免有一点神气起来。
《新华日报》1946年那篇题为“黑名单”的短文说：“被列入大都是无党派的纯洁青年。” 林培瑞想，我虽早已不是青年，但“无党派”却是真的；至于纯洁不纯洁，还是请别人判断吧。他觉得最有趣的是此文结尾的话：黑色象征死亡，可是它也是“铁”的表象；“黑名单人物”正是锤炼中的黑铁，这些铁块，将要在千锤百炼中成为坚韧的纯钢，屹立在世界上。在万不敢当的感觉之中，他倒愿认同这句话。
林培瑞分析，中共将他、黎安友和其他一些美国学者列入黑名单，可能是想起“杀鸡儆猴”的作用：“你们美国汉学家说话要小心点！弄不好就变成林培瑞那个样儿。”可惜的是，这种威胁在美国的汉学界里还是有一些影响，不少人因此表达看法时变得比较小心。但情况也不尽然。在全世界的许多旁观者看来，一个人上了共产党的“黑名单”，这是抬高、而不是压低了他的声望。林培瑞嘲讽的说，是谁让我们走上这条路的，共产党“自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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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