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50周年之际，戴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直斥“毛泽东是一个大骗子”，骗了中国，也骗了他本人。
戴煌，江苏阜宁人，1944年，16岁时参加新四军，并加入中共。19岁入新华社，当过军事记者、政治记者、机动记者、高级记者。后被打成“右派”21年，历尽磨难。晚年，对毛的极左路线持否定态度。
戴煌被毛泽东“引蛇出洞”
中共党魁毛泽东骨子里有憎恨知识分子情结。从1949年当政到1976年去世，27年间，毛整知识分子贯穿始终。
1957年5月，毛泽东以引蛇出洞的方式，鼓励党外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承诺“言者无罪”。一时间，许多党外知识分子响应毛的号召，跟党掏心窝子，讲真话，提意见和建议。
一个月后，毛泽东，见“蛇”已经变引出洞了。立即扭转运动方向，将轰轰烈烈的帮中共“整风”运动，变成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那些听党的话、给党提意见的党外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正当戴煌大惑不解时，1957年6月13日，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北京高校党员干部开会，动员党员给党提意见。当时在外交学院学习的戴煌参加了。
彭真说，不要受社会上“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中共不是一条心。他们假装响应党的号召，骨子里却要推翻党的领导，或与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彭真说：那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内外有别’。”“支部书记、支部委员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做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不会把这些人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党中央在这里向大家作保证”。
彭真的讲话，把戴煌的疑虑全部打消了。当晚，外交学院3个党支部召开联席鸣放座谈会。戴煌第一个带头发言，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神化毛泽东，干部搞特权”。如任其发展，必将导致国蔽民塞，全国都会跟着遭大难。解决问题有效的办法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举国上下都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等。
戴煌为何反对“神化与特权”？
早在1956年春，在新华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一位秘书传达了中共元帅朱德从苏联带回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戴煌听后，触动很大，从此，他的个人崇拜情结开始转变，不仅否定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产生怀疑。
1956年6月，苏联舰队访问中国，他到上海采访，看到毛泽东等“首长”用餐的排场之堂皇，让他大吃一惊。“有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令人目不暇接。”
1956年7月下旬，戴煌回到阔别多年的苏北老家——阜宁县沟墩镇。他满以为经过七八年恢复建设，家乡一定大变样了。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坑坑洼洼的街道，零落不整的房舍；许多乡亲的日子过得很苦、很难。他心想，不是到处在唱“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吗？为什么我的家乡照了这么多年，还这么穷，这么苦？
戴煌成了新华社最大的右派
戴煌当时年轻气盛，一吐为快，厄运临头也快。
新华社内部报纸《前进报》迅速将戴煌的发言登出来了。接着，戴煌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新华社最大的右派。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责骂”戴煌的大字报，之后，是没完没了的大会批，小会斗。
戴煌不服，主动拿出连他当时的妻子都不知道的一封给毛泽东的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以表明自己对党忠心耿耿。没料到，这封信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反右积极分子”如获至宝，称做“万言书”，让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批判戴煌的“炮弹”。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戴煌的名。8月7日，新华社播发一条长达3千多字的新闻，“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纷纷转载。戴煌被称为“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1944年一入党就是一个反党分子”，“反党右派小集团头目”等。
与戴煌关系较好的人，不是被划成“右派小集团成员”，就是被划成“单线联系”的“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
戴煌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
之后，戴煌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记者职务，工资由150多元变成28元，妻子被迫与他离婚，一个10个月大、才会叫爸爸的小女儿，被送迫给别人抚养。戴煌被发配到遥远的北大荒850农场监督劳动。戴煌后来回忆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彭真是中央反右小组的副组长，邓小平是组长，才知道上了当。”
刚到北大荒时，每人口粮定量是每月100斤。随着“大跃进运动”的瞎折腾和随之而来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口粮定量变为72斤，早晚只能喝稀饭，后来越来越少，逐渐变为63斤、48斤、36斤、19斤。每天还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三四百个右派中，有将近1/10饿死了。
戴煌身高1米78，去北大荒前，体重196斤。由于长时间饥饿，戴煌穿上棉大衣、棉袄、棉裤、绒衣、绒裤，棉鞋、棉袜子等，加在一起才92斤，扣除衣服10斤，实际只有82斤。一次，他实在饿极，跑到地里捉了许多老鼠，一次煮了大大小小82只老鼠，一顿吃完，成为全世界一次吃老鼠纪录最多的人。
1960年冬天，戴煌回北京的路上，从哈尔滨经牡丹江转车，他连天桥都上不去，从月台上火车两三个台阶，都是同行的两个人抬着走上去的。
戴煌再遭严厉批判和劳改
回北京后，戴煌被安排在新华社资料室工作。1962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做了一些反思。之后，对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党员干部进行鉴别、平反。
1962年中国新年前后，新华社好几个领导找他谈话，说是要给他平反。于是，他写了《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近10万字，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正确。之后，送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党委逐级传阅。结论是：材料写得很好，虽然遭了这么大难，还能坚持向党讲真话，并准备把这份材料打印出来，送中南海去。
然而，1962年10月，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退翻案风”的指示传达下来。曾经准备给戴煌平反的新华社领导，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说戴煌仍坚持“反党立场”，准备对他进行批判。从1963年五一过后开始批判，一直批了整整两个月。1964年4月23日，是戴煌参加新四军、加入中共20周年。新华社专门选择在这一天处理戴煌，罪名是“坚持反党立场”，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
戴煌被发配到北京南苑附近的团河农场劳动改造。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曾经骗戴煌给党提意见的彭真等被打倒，曾经宣布新华社揪出大右派戴煌的社长吴冷西等也被打倒。戴煌“劳教”期满后，新华社没人管他的事了。劳改农场的领导只好叫他留场就业。后来，戴煌被押解到天津清河劳改农场。1969年，被押解到山西太原劳改队，在那里呆了将近9年。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十年文革结束。1978年元旦刚过，戴煌在劳改队劳动，左肋受伤，轻轻喘口气都疼得不得了，不得不回北京过年，顺便养伤，之后，戴煌没有再回农场。
戴煌的晚年成就与误区
1978年，戴煌的右派被“改正”，之后，回新华社上班。晚年，戴煌全身心投入平反冤假错案、反腐败、反思历史等工作，写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面人生》、《权柄魔术师》等作品。
戴煌敢讲真话，嫉恶如仇，追求自由，反对特权，渴望平等。但是，直到去世，他一直认为自己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把人类社会一切美好的品德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殊不知，他一生被打成右派21年，正是共产主义“假、恶、斗”本质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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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