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与越南决裂后，柬共决定更换其“老大哥”。显而易见的替代者就是毛泽东的中国，不仅因为其宣扬的激进主义，而且还因为它有能力向越南施压，令其遵循它们共同的边界。这位柬埔寨独裁者于1977年9月首次正式外访期间，在北京成功地赢得欢呼，两国间的友谊被官方形容为“牢不可破”；因此，在用于描述与中国关系的术语上，柬埔寨与阿尔巴尼亚不相伯仲。第一批中国技术人员于1975年5月抵达金边，不久以后至少有4,000人（基尔南提供的数字为15,000人）驻扎在柬埔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承诺提供10亿美元的各种援助。
这些中国人的经验在整个国家集体化的大规模运动中最为有用。中国流行的公社，是一种拥有多种活动领域和相对自治的庞大结构，用于以军事方式控制和动员劳动力，很明显是柬埔寨合作社的原型。甚至从微小的细节处看，在合作社中也会发现1958年中国所做的一些创新，包括强制性集体食堂、公共的儿童保育计划、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大型水利工程项目、一切有用的工具和用具的集体化，几乎只专注于一两种类型的生产（与其余项目很不一致）、完全不切实际的生产目标、坚持一切都以极快速度完成，以及相信组织良好的人力的无限可能性。毛泽东曾经说：“有了粮食和钢铁，什么事情都好办了。”红色高棉附和道：“如果我们有充足的大米，我们一切就都充足了。”在柬埔寨版本中，钢铁惊人的缺乏。他们与现实的脱节，并未走到创造假想的铁或煤储备的地步。这二者在柬埔寨都不存在。另一方面，似乎没有人告诉波尔布特，中国的大跃进是如何结束的；又或许，他觉得这根本不是他的问题。这一想法是红色高棉许多演讲的核心。国歌就以这些话作结：“建设我们的祖国，让它实现大跃进！一个巨大、辉煌、惊人的大跃进！”
民主柬埔寨对中国大跃进的信念，无可救药且毫无道理；正如在中国一样，它得到的回报是一场巨大而凶残的饥荒。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在柬埔寨几乎未有仿效。与其它共产党国家一样，金边政府已经了解到，动员群众反对党的某一集团或部分，无论被定为目标的那部分人口彼此之间有多么明显的不同，都始终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根本性的城市运动，主要出自于教学机构，因此不能转变成柬埔寨农民革命。当然，柬埔寨的确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反知识分子潮流，包括江青的“样板戏”所象征的对文化的否定（在波尔布特统治下似乎已经被复制）。甚至有人可能说，城镇的清空可能是受到数百万前红卫兵农村化的启发。
看起来红色高棉似乎是，与其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实际做法的鼓动，不如说受到毛主义者理论或口号的鼓动。中国农村是革命的温床，大量的城市知识分子正是被流放到那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甚至在今天，该政权仍采用相当严苛的措施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不过，大城市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总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往往是城市工人成为最受宠的革命之子。中国共产党从未有片刻考虑一下将城镇清空、驱逐整个地区的人口、废除金钱、摧毁教育制度，或者灭绝像知识分子这样的整个阶级。尽管毛泽东从未放过机会显示对他们的不屑，但归根结底他知道不能没有这样的人。许多红卫兵本身就来自精英大学。在欢迎从海外归来向政权表忠心的知识分子回到柬埔寨时，乔森潘使用了明显具有毛主义色彩的言论：“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们，我们不需要你们：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种地的人，就这些……任何具有政治觉悟并了解我们政权完全能够做任何事的人，因为技术是次要的……我们不需要工程师来种植水稻、种植玉米或养猪。”尽管有这些言论，但在中国以这种方式否定专门知识的价值绝不是政府的政策。无论如何，任何过程随着时间推移都有其惯性。每一场走向乌托邦极端主义的运动和每一波镇压浪潮很快都以回归更传统和正常的手段而告终。回归的推动力通常源自共产党自身内部。这显然是中国政权稳定的一个原因。相比之下，柬共接近于自我肃清。
在所使用的镇压类型中可以看出类似的矛盾性。强制而无休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其教育或再教育目标含糊不清，这里的主要影响显然来自中国（或中国和越南）。它也同样痴迷于个人传记和对过去的供认，这些陈述要时常重写而不做任何修改。出身和就业决定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后者又决定了其在政治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而它又反过来决定了此人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家族出身总是极为重要。与亚洲其它地方一样，以明显极权主义的方式，人人都有参政的诉求，极其热情和坚定，这销蚀了社会与党国之间的界限。
当然，有许多特点是柬埔寨经历所特有的，但其中大多数都是原始模型的某种夸张或强化。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区别在于中国和越南共产党人相当认真地对待再教育，并不遗余力地向囚犯证明，例如，国家对他们进行监禁是正确的。结果，囚犯常常受到优待，酷刑被禁止或很少使用。相比之下，在柬埔寨，酷刑则是系统性的。另一个后果是，甚至缺乏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即表现良好可以带来自由和平反，或至少是缩短刑期。几乎无人离开过柬埔寨的监狱；事实上，人们在那里死亡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中国和越南，大规模的镇压一波一波地来临，随后而来的是长期的平静。被锁定为目标的是特定的群体，但它们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在柬埔寨，至少所有“75年代人”都是嫌疑人，从来没有一刻的喘息。就实施镇压而论，东南亚其它共产党尚且维持了一定的门面，表现为有组织、有效率、相对的连贯性和某种智谋。相比之下，在柬埔寨，单纯的暴行和恣意妄为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一般性原则显然来自高层，但这些镇压总是按照当地命令实施。在亚洲，没有其它任何地方当场进行过如此多的谋杀和屠杀，或许除了农业改革期间（受害者──地主及其合伙人──被明确地认定并在数量上被限制）和文化大革命全盛时期以外。不过，即便在那时，也是以大大受限和有限得多的方式进行的。简而言之，湄公河上的毛派分子在很多方面与其说接近于中国共产主义，不如说更接近于蜕化版本的斯大林主义。（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