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国父孙中山先生，大家都知道他的三民主义，即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是他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其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
具体而言，民族主义就是反对满清专制和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就是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但是历史上苏共和中共却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篡改成为“旧的和新的两个三民主义”，甚至用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所谓三大政策，来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实在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开背叛和欺骗。对此，历史学家辛灏年在其所着《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中做了充分的揭露。
辛灏年现在指出，首先，孙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并在1905年《民报》创刊号上正式阐释三民主义的精义，直至他1925年3月12日辞世，就从未说过他曾有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更未说过他有了“新”的三民主义，已不再要“旧”的三民主义了。
其次，查遍《孙文全集》和中国国民党文献，亦从来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之任何提法与说法。1924年1月，自国民党“一大”召开，“联俄容共”做法付诸实行始，直至该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后成书出版凡数十万字，他讲的仍然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非但没有所谓“新”，亦更没有所谓“旧”，自然也就不可能称那个由苏俄顾问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义了。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义第四讲中，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共产革命——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论建设中，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个贡献，才在民主革命理论上划清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根本界限。
第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如果说这两位大陆学者已经论证，所谓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纯属“虚构”，则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为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并且，直至1927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曾数次发表的“抗日”宣言和决议中，竟又将由他们所“创作”的“新”三民主义，“还原”成了“旧”三民主义，并一再地表白他们愿意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而坚决奋斗了。
由此可见，“新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共捏造的，三大政策亦是苏俄和中共的“政策”。诚如辛灏年先生所言：“指孙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义’，并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更借宋庆龄之口，妄指它们竟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义和政策，则只能证明中共既要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以为正统，又要毁孙中山三民主义，以进行谋篡、背叛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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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