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4月15日，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说，过去15年，至少27位中国亿万富翁被抓捕，他们遭受的指控既离奇又荒唐。河北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就是被中共抓捕的亿万富翁中最近的一个例子。
孙大午等三个典型案例
1.孙大午可能因言获罪
4月21日，孙大午被正式逮捕。孙被指控涉嫌八项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聚众冲击国家机关、非法占用农用地等。
去年11月11日凌晨，孙大午等28名大午集团的高管被警方抓走，包括孙大午夫妇、孙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及一批公司高官。该集团28家子公司被官方接管，公司财产几乎全部被冻结。
孙大午，现年66岁，1985年创办大午集团，任董事长，以1000只鸡、50头猪起家。1995年，大午集团成为中国500家大型民营企业之一。大午集团有员工九千多人，固定资产20亿元，年产值超过30亿元。
2003年，孙大午曾被中共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刑3年、缓刑4年，处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被判处罚金30万元。
此次孙大午被抓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他发表了一些令中共反感的言论。比如，去年5月，孙在网上对维权律师许志永等表达敬佩之意。孙说：他们让受害者看到了一点亮光，保持了一点对法律的信心，点亮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希望。
去年2月15日，许志永因发表“劝习近平退位书”被抓捕，涉嫌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
2.曾成杰被执行死刑
曾是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总裁。2008年11月11日，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抓捕，后被判处死刑。
2013年5月27日，曾的律师王少光最后一次到看守所会见他时，曾说：“王律师，我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不行了，后面有很强大的力量在操控，即便你能为我争取到死缓，他们也要弄死我。”
2013年7月12日，在王律师未接到死刑复核裁定书、法院未通知家属、未安排家属刑前会见的情况下，曾被秘密执行死刑。
次日，王律师发了一个紧急声明，称“如有任何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王写道：“湘西民间融资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几乎所有的项目（包括吉首市政府）都是靠民间融资，90%的家庭参加了融资”，“（三馆公司的）融资协议由公证处公证，被大众认为是合法的”。“三馆公司34亿元集资是累计额，实际集资的本金是7.1亿元，直接投入工程7.7亿元，投入项目资金大于融资本金0.6亿元。实际未归还的集资本金为2.02亿元，当时（曾成杰的）资产价值23.8亿元”，是“归还本金的10倍。如果不是当地政府将当时价值23.8亿元的资产以3.8亿元卖给了湖南省政府的独资企业财信公司，根本不会资不抵债，融资群众完全能够得到本金和利息”。
“融资群众对曾成杰是信任的，纷纷写信要求无罪释放曾成杰。判处曾成杰死刑就是拦路抢劫、图财害命，使融资双方血本无归，湖南省政府独资企业无本万利。”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案发时是湖南省长，在湖南高院判处曾成杰死刑时是省委书记。湖南高院2012年2月19日做出二审判决，直到2013年3月周强从湖南到任最高法院院长前，最高法院都没有核准，周强当院长后不到三个月核准”。
从王律师的声明看，曾成杰案是一个大冤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是谋杀曾成杰的重要责任人。
3.李俊被迫逃亡国外
2007年至2012年，薄熙来任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在重庆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唱红（歌）打（击）黑（社会）”运动。以涉嫌黑社会犯罪的名义，抓捕了一批民营企业家，没收了数千亿元的资产，重庆俊峰集团董事长李俊就是其中之一。
李俊的重庆俊峰集团下属十多家公司，净资产40多亿元人民币。
2011年12月9日，重庆俊峰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20人接到判决：李俊的哥哥、俊峰集团股东李修武，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五项罪名，被判刑18年，罚金2.0135亿元。俊峰集团法人代表台士华，被判刑13年。另外18人分别被判刑5年半至1年2个月不等。
判决书称：“对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以及用于犯罪的工具，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这意味着李俊辛辛苦苦经营二十多年建立的俊峰集团，被以“打黑”名义夺走。
2009年以来，李俊经历了被抓、无罪释放、再被抓的奇特遭遇，只是在第二次被抓的前一天，他逃走了。2010年10月 23日，李俊乘飞机前往香港。之后，逃亡海外。
据旅居加拿大的媒体人姜维平讲，李俊“通过网络寻找，不仅与我取得了电话联系，而且把他的证据材料的副本全部特快专递给我，经过我与加拿大律师朋友的研究和鉴别，我确信，这是一起由薄熙来和王立军精心策划的冤案”。王立军是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重庆打黑总指挥。
亿万富豪持续被关进监狱
中共1978年12月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亿万富豪被关进监狱。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一批亿万富豪被“黑打”。近年来，随着中共搞的“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得到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受打压），又有一批亿万富豪沦为中共的“阶下囚”，其中，不少人的财产被中共以各种方式夺走。比如：
顾雏军，原广东科龙电器公司董事长，2008年1月，被中共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等三项罪名，判刑十年，顾的名下上百亿元的资产，几家上市公司，全部被剥夺光了。顾的律师陈有西分析，顾的三项罪名都不成立。
兰世立，中国东星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2005年被《福布斯》杂志列为中国富豪榜第70名。2010年4月8日，兰世立被中共法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刑四年。中共仅用8,550万元的超低价，将兰世立价值20亿元的公司抢走。
彭治民，重庆首富，原重庆庆隆屋业董事长，2011年5月4日，被中共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据重庆公安局官员王智讲，彭的资产达46.7亿元，由于土地已经增值，实际资产市场价值在100亿元以上。
杨宗义，南京前首富，江苏福信财富资产管理公司实际控制人，2020年11月17日，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抓捕。2015年至2018年，杨崇义均以40亿元的财富成功入围胡润百富榜。
中国亿万富豪被关进监狱的原因
第一，中共从来没有真心保护私有财产。
中共的老祖宗马克思痛恨私有制、宣扬公有制。马克思的理论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无产阶级，就是没有财产的阶级。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没钱怎么办？从中共的历史来看，其做法可用一个字概括，就是“抢”。
中共最初开展农民运动时，有一个口号叫“打土豪、分田地”。说白了，就是抢夺地主的财产。中共当政后，先跟资本家搞所谓“公私合营”，后来又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把抢资本家的钱财。最后，中国只剩下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没有私有经济。到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被中共折腾到接近崩溃的边缘。
为挽救政权危机，1978年12月，中共开始改革开放，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允许有一些私人所有制经济。民营企业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夹缝中发展起来了。
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私有制经济是真正具有活力的经济。虽然中共只给私有经济开了一些口子，有的地方开得大一点，民营经济立即表现出巨大的活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正如中共党魁习近平所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但是，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没有变。表面上，它也讲保护私有财产，实质上，它从来没有真心保护私有财产。当中共缺钱或政治上需要时，它随时可以把私有财产变成国有财产。
第二，中共的经济是权力经济。
中共的经济是建立在掌握枪杆子（军队）和刀把子（政法）的基础上的。面对一手拿“枪”，一手拿“刀”的中共，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无论多么有钱，也是“弱势群体”。当中共以“刀”和“枪”为后盾“抢”钱时，民营企业家无还手之力。
在市场经济国家，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经济。但至今中国仍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在中国，是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操纵一切。中共公开讲：“党政军学民，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对经济的领导表现为：对钱（银行、股市、汇市）、资源（土地、矿产、水源）等的垄断，对税、费的垄断等。民营企业家如果不听党的话，就从银行贷不到钱，拿不到土地，拿不到采矿权，甚至被停水停电，随时面临被中共加征各种税、费的巨大压力。
当中共认为民营企业家的言行超出它划定的框框后，它可以找任何借口，从民营企业家手里“抢”钱。
第三，中共官场腐败加剧“抢”钱进程。
1989年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一方面，纵容其子江绵恒既当官又经商，另一方面，提拔重用了一批严重腐败分子。这两者相互作用，使中共的腐败之癌恶性膨胀，将中共官场变成一个权钱交易场。
到如今，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是，要想升官、发财，必须给上级官员送钱。钱从哪里来？“抢”民营企业家是最简单的办法。
曾研究并撰写《重庆打黑报告》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之伟表示，这些被打黑的对像均为民营企业家。北京律师李庄表示，他认真查看重庆多个打黑判决书时发现，几乎所有判决书中最后一页，都有相同的六个字——“没收全部财产”。
第四，中共对民营企业家心存恐惧。
中共政权是靠不择手段颠覆中华民国得来的，中共当政72年，从来没有举行过真正的选举，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因而，不具合法性。中共一直靠高压和欺骗维持统治，总担心恐惧有人“颠覆”其政权。当民营企业家有雄厚实力后，中共害怕民营企业家会成为危及其政权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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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