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现在很清楚，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于开始使中国经济缺乏劳动力和增长潜力。第一个迹象出现在2016年，当时政府终于废除了当时对家庭规模近40年的严格规定。尽管公众几乎没有反应，出生率仍然低于更替人口率，但该国迄今没有出现人口急剧下降，这只是因为长寿使老年退休人口增加。中国仍然面临着年轻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的匮乏，这种情况只会变得更加严峻，它减缓经济增长的步伐，并降低经济的灵活性。
中国已经面临着严峻的人口问题。根据2020年的统计，全国约有13.5%的人口超过65岁。这一数字高于2010年的9%，创历史新高。约18%的人口年龄在15岁以下，略高于2010年的16.6%，但仍处于历史低位。工作年龄的人——15至60岁的群体——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约7%，降至略低于总人口的63%。在中国，每位退休人员现在只有4.5人为之工作。这些人必须养活自己，养活他们的个人家属，并生产出退休人员需要的五分之一以上的产品。
这种状况使经济只剩下有限的剩余劳动力用于投资。这与40年前中国开始大发展时，每个退休人员有9个工作年龄的人为之服务的情况相去甚远。即使出生率上升（这种可能性不大），也需要15至20年的时间才能影响劳动力。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中国每个受赡养退休人员只有三个工作年龄的人为之服务，这显示了中国对劳动力的迫切需要。
毫无疑问，今天的北京当局对邓小平曾经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他们的前任们对此政策的坚持感到遗憾。中共喜欢吹嘘它比西方更有耐心，而且眼光更长远。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太短视了。
人口统计学家甚至从一开始就对这项政策提出了警告。现在，当局被这个不必要的错误所困扰，正在想办法减轻这种影响。他们提出了四个方案：
1）提高平均退休年龄：
2） 将生产重点转向高价值产品，使更少的工人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3） 强调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AI），以便即使在劳动力有限时，制造业也能继续增长：
4）将生产设施放在中国境外， 美国人称之为 “离岸外包” 。
但是，即使综合起来，这些方案也只能减轻，而不是扭转中国人口结构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让更多的中国人在晚年工作可能会有帮助。中国有这个空间。
目前，中国的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至55岁。这大大低于经合组织（OECD）男性平均64岁和女性平均63岁的水平。达到经合组织的标准将为中国提供无可否认的老年劳动力来源，以弥补年轻工人的短缺。但即使这样也有限制。退休人员可能不想重返工作岗位，甚至北京也不会冒然引发社会不满的风险。出于类似的原因，甚至北京的专制政府也不会突然停止发放养老金，以诱使退休人员回去工作。
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寻求逐步改变，比如提高离退休线还有5年或5年以上的人的退休年龄。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可能奏效，但会需要数年才能使人口压力缓解。
另外两种途径涉及到减轻人口压力的不良影响：转向高附加值的产出，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机器人。这两种途径的准备时间可能更长。
中国早期增长的基础是相对廉价、非熟练的劳动力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向更机械化的生产技术和高价值产出过渡。但此举比原计划要慢。为了全面实施这些替代方案，中国将需要比现在更好的培训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大学每年毕业的工程师人数很多，但这种在生产技术上广泛升级的努力，以及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出，需要的不仅仅是精英教育。这将需要全面提升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毫无疑问，中国人能够做到，但这需要时间。今天，中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中位数只有8年，而且高度偏向于少数地区，主要是北京和上海。即使中国突然将比目前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广泛的开发人力资本上（它似乎并没有这样做），劳动人口也无法长期支持产品或工艺的重大变革。
流程和产品这种转变的困难体现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上。尽管中共政府已经宣布了各种升级，而且近年来大量的资金都投入到机器人技术上，但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既没有预测的那么快，也不足以弥补发展中的劳动力短缺。
根据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Groningen）对全球生产率的研究，在考虑了通胀因素之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所有生产要素在1980年至2005年间以每年2.0的惊人速度飞速增长，然而此后仅以0.7%的年增长率增长，而此时正是中国努力实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时期。
最有趣的是，中共政府计划通过离岸外包生产来抵消部分人口劣势。欧洲、美国和日本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离岸外包，主要是为了寻找廉价劳动力。事实上，中国一直是一个目的地。毫无疑问，2019年与美国的“贸易战”加快了中共离岸外包的进程，因为中国生产商通过将生产地点转移到在其它地方、例如越南或印度尼西亚的子公司，从而避免了美国的关税。
现在，由于人口原因，北京寻求延长这一进程。它将面临一个特别的问题，即中共对经济组织的态度。任何国家的公司在国外放置设施时都因失去控制权感到恼火。中共自上而下的经济学指挥方法将很难接受这种失控，尤其是涉及国有企业（SOES）时。国有企业主宰着中国大部分行业。如果离岸外包要产生任何影响，国有企业就必须参与其中。也许“一带一路”的倡议（BRI）反映了北京试图通过利用贷款来保持对海外的更多控制的努力。
这四种应对中国人口挑战的方案可能有助于缓解人口问题中隐含的经济限制，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无法抵消所有不良影响。每一项方案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施，而中国缺的就是时间。提高退休年龄可以大有帮助，但为了社会和平，它必须逐步发生。中国生产现代化和提高产出附加值的步骤，将需要北京开始做根本性的教育调整（而北京似乎还没有开始）。
“一带一路”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就已经遇到了来自一些北京希望进入的国家的阻力。这些方案可能使中国经济继续走上增长道路，否则人口需求将导致衰退或停滞，但它们不足以维持中共已经习惯了的，和世界所期待的那种增长和灵活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整个问题实际上是北京仍然坚持权威指挥经济体系的产物。
作者简介：
Milton Ezrati是《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撰稿编辑。该杂志附属于布法罗大学人力资本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apital at the University at Buffalo）。他也是总部位于纽约的通信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最新著作是《三十个明天：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统计学和我们将如何生活》（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原文“Beijing Tries to Respond to China’s Bleak Demographics”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