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共首脑中被神化得最突出的两大偶像，一个是“伟大领袖”，一个是“道德完人”。
“文革”后，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完全破灭，由此引发了广大民众对中共的普遍怀疑与批判，严重动摇了中共独裁统治的根基。为了修补和维护摇摇欲坠的“光伟正”形象，中共抬出了周恩来这一“道德完人”，以替代毛泽东神话破灭后留下的心理空缺。
纵观中共宣传工具套在周恩来头上的种种光环，可谓光彩耀眼，形形色色，什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两袖清风”、“温文儒雅”……但宣传得最多的还是他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为国家操劳。一句“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共套在周恩来头上最耀眼的一个光圈。
那么，周恩来是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好总理”呢？
从已经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他最关心的既不是民众的疾苦和利益，也不是国家民族的荣辱和兴衰，而是自己名位。与毛泽东的嗜权如命、惟我独尊不同，周恩来费尽心机的是如何在独裁者的淫威下保全自己。因此，每当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与他的名利和地位发生矛盾时，他维护的始终是后者，舍弃或牺牲的总是前者。而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1949年中共建制后，周恩来的治国思路与刘少奇、邓小平一直很接近，而与毛泽东则始终是有距离的，为此他曾多次受到毛的批评和指责。对毛发动“文革”，打倒刘邓，周内心是不赞成的，以他个人的秉性、以他处理党、政日常工作的身份，周恩来对这样一场“天下大乱”将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后果，他不可能不清楚，但面对毛的淫威，周深知自己如果不及时站在毛的一边，就会像刘邓一样被毛打倒。最终，为了保住自己的名位，周还是狠下心来选择了倒向毛，而将人民和国家弃之一旁。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心不二，“文革”中周不仅紧跟毛做了许多助纣为虐的坏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友下属，心狠手辣，双手沾满了许多无辜者的鲜血。
据“文革”专家宋永毅介绍：“周恩来从文革66年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员。只不过他不是文革中间的新贵。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间的嫡系。中央文革碰头会谁主持呀？周恩来主持。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他批准出来的。周恩来当然是文革派。”
纵观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凡是毛青睐的红人他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吹捧。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是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还曾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不但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坚决支持，而且亲自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官员的行动有理。周恩来不惜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反面教材，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原因是“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意思是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结果，周的讲话传出去之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破坏坟墓的高潮。
在对待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先前的态度一直是低调、谨慎、犹豫，一度被毛泽东从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并由他本人执笔的关于刘少奇的报告，其中称“刘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最令人发指的是，他还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项目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大批官员的事常常被人称颂。但是，周恩来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才会积极保护。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因此有人认为周恩来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还在1968年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显而易见，如果周恩来不在“文革”中如此出卖自己的良知，他是决不可能成为毛时代唯一没有被打倒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
如果说毛泽东是发动“文革”的罪魁祸首，那么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一样都是毛的帮凶，他们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却是完全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如果周恩来当年没有倒向毛，毛或许还不敢贸然发动“文革”，将当时的“二把手”刘少奇打倒在地（据《晚年周恩来》一书透露，毛泽东在图谋发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前评估形势，联合国防部长林彪，并拉拢周恩来，用各种方式对周进行了试探。摸清周恩来不会反对搞刘的底线后，才敢于发动“文革”。）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杀害超逾八千万黎民百姓，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责。
试想，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人民的好总理”？
我以为，只有那些在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受到重大威胁，且与个人利益彼此冲突不能两全时，能够坚持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于为他们挺身而出，牺牲自己的总理，才有资格称得上是“人民的好总理”；反之，在这个关口，置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于不顾，把良心出卖给邪恶，只求明哲保身的人，不但称不上是“人民的好总理”，而且还是“人民的罪人”！就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而言，他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相信大家不难得出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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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