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世纪以来，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学者们，一直都对追寻自然真理，以及有序的生活规则，着迷不已。
有人说，柏拉图将知识视为美德；而科学革命之父弗兰西斯‧培根（Bacon）将知识视为力量。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藉由致力于安静的沉思，从中获取自由。如果他们被推入实验室，并且被强迫发表他们的想法和发现时，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被奴役了。
今日，大多数科学家们，都奉行培根法的研究方式（又称归纳法），对真理的追求，变得更加实务化。科学家遵循明确的研究方法，发表他们的发现，并与同行分享结论——包括来自国外的同道中人。
尽管如此，在今天自由世界的宿命里，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科学家们是否可以为我们所相信？
知识与国家
知识可能是力量，然而，国家也是。生活在共产主义或其它管理体制中的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自由较少。虽然共产主义者同意知识的力量，但他们也认为自己能够支配两者。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科学家的职责，只是让知识的支配更加安全。
有人说，古希腊时期有学识的人，更看重理论而不是现实，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可能会滥用现实的知识。现代的科学家们，会对国家抱持多一点的怀疑，这点做得很好，就算很可能是一个高尚或民主的国家也是。
时至今日，无论如何，科学研究的大部分资金来源，还是靠政府的提供。然而，即使不是极权主义的政府，向吹笛者付款的当局者，也可能会要求吹奏自己想听的曲子。
科学的实践和对真理的追求，可能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或特定政权的激情所腐蚀。而优生学、辩证唯物主义、气候变暖现象和批判种族理论的出现，都是现代一些遭到腐蚀的例子。
科学家曾服侍过危险的主人
尽管普遍、谨慎地强调良心和道德的重要性，但众所周知，科学家们仍会听从与服侍危险的主人。
明智的科学家们，会呼吁要脱离政治的重要性；而其他的，则渴望转向激进主义，甚至是间谍活动。后者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符合新全球秩序的一部分。在这个新秩序中，科学家们和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变身成为立法者、市长、州长、总统和世界领导人。
例如，在二战中改变阵营加入西方盟国后，共产主义苏联成功地收集到英美秘密原子弹计划的情报，这便是后来的曼哈顿计划（the Manhattan Project）。
苏联特工招募了美国和英国的共产党间谍，其中包括美国研制核子弹闻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the Los Alamos laboratory）里的数名科学家。
在着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家和其同路人当中，有出生于德国的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 （Klaus Fuchs），他于1933年逃往英国，并于1942年成为英国公民。福克斯与一群英国科学家，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参与曼哈顿工作计划。而他后来将有关原子武器设计的重要信息，都传递给了苏联。
经由电报解密，福克斯被揭露从事间谍活动后，他于1950年初认罪，并判处14年监禁。但他后来被减刑，于1959年获释。
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证明，福克斯后悔自己背叛了西方。而后，他选择在共产主义的东德与父亲一起度过余生。
今日与共产政权的合作
虽然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留下了血腥的极权主义遗产，但是仍有许多当代科学家，重视与共产政权的勾结，而他们选择下的后果，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例如，《纽约邮报》和其它几家新闻机构，在最近的报导中指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承认资助了中国武汉实验室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该实验室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监督。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首席副主任劳伦斯‧塔巴克（Lawrence Tabak）博士在一封信中表示承认。他回答国会议员詹姆斯‧科默（James Comer）质询的，有关NIH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提供给“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数百万美元补助款的问题。“生态健康联盟”是一个支持全球各种健康计划的非政府组织，更讽刺的是，它也致力于“大流行病预防”。
“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是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是拥有东伦敦大学寄生虫传染病学博士学位的英国科学家。达扎克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the Columbia University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感染和免疫中心的成员。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是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他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医学科学家，也是乔‧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福奇对唐纳德‧川普总统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间的表现，批评不少，因此受到共产政权媒体的高度评价。
以冠状病毒为重点研究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补助款，最终演变成是用美国的税收，来资助“生态健康联盟”长期合作的实验室，而该实验室其实是由中共所运营。此外，现在许多专家也都认为该实验室是COVID-19的源头。
中共病毒已经在全世界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并且削弱了西方的经济。
社会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在美国和英国等领先的民主国家中，科学在塑造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科学家倾向于将自己置于普通人之上，而普通人的税收却为他们的研究、实验和名人事业提供所需资金。许多人被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世界观所吸引。
1949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pdf）里著名的论文中，已故的哈耶克（F. A. Hayek）认为，现代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会被社会主义的理念所吸引。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是“理论家的一种建构，源于长期以来只有知识分子才熟悉的某些抽象思维倾向”。
哈耶克还提出，知识分子阶层不仅包括教授、教师、记者、广播员、政治活动家和演艺人员，也包括专家和技术人员，例如科学家和医生，他们“透过与印刷文字的惯常打交道经验，成为本领域以外新思想的载体，并凭借对自己本学科的专业知识，而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
今日，我们藉由“科学社群”这个媒介来了解事件和许多想法。
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却能够决定要将哪些信息和观点传播到我们手中，以及用什么方式呈现。一般人不断被告诫要“遵循科学”。
许多外行人已经变成了气候变化战士，但是，对所谓的“气候科学”几乎没有真正的了解。再者，现任的美国总统对美国“自由”的想法表示出蔑视，并对抵制“根据科学的”国家疫苗接种政策的公民们，设立了强大的企业义警进行纠举。
是时候让西方科学家归队了
在一个半俘虏半自由的世界里，要解决问题总是困难重重。
从造成饥荒到劳改营、核事故、军事占领、经济无能、器官活摘和基因工程疾病等，马克思主义淡化残酷和失败的能力，是极权主义最阴险的一项武器。
透过左派宣传者的过滤，将共产主义政权中持不同意见者的哭泣，描绘成是不必要和无聊的。受害者被视为已被了结了。
我们应该为西方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同行敲响警钟。在20世纪，我们通过遏制共产主义并让苏联在其内在矛盾的重压下崩溃，从而在外国统治下幸存下来。
也该是时候切断我们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向北京提供科学、技术和商业的氧气了。并且，请求我们的科学家们，回归加入他们原本所属的阵营中。
原文：Our Scientists Should Stop Colluding With Communist Regimes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威廉‧布鲁克斯（William Brooks）是加拿大作家，他在加拿大诺瓦斯科西亚省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 Nova Scotia），为大纪元时报撰稿。他目前也担任加拿大史维特斯学会（Canada’s Civitas Society）《公民对话》（The Civil Conversation）的编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