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八孩母事件，论者多指向中国的人口贩卖产业链，但谈到解救之难时，不少人由于思维固化在“农村人勤劳朴实”这一教科书式的定式上，很少想到这些女子一旦被拐卖到极穷困野蛮的乡村，她们面临的不仅只有男方家庭的压迫，还有当地乡村这个小共同体共犯结构的压迫。不过，乡村居民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罪。
小共同体共犯结构让被拐女子无处逃遁
如果对中国拐卖妇女有基本了解之后，再将中国两部片子对比着观看，就会知道小共同体共犯结构的形成，为中国当局深为忌讳。这两部片子，一部是2007年曾在中国国内上映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盲山》，另一部是中央电视台的“乡村法制剧场”拍的所谓法制教育片《被拐卖的女大学生》，曾于2018年9月21日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盲山》主角白雪梅有生活原型，用白描手法还原了这一事件；CCTV的宣传片主角名李微微，不少台词与情节都从《盲山》里借来，但却有两个虚拟人物出场，一个是男方的堂弟大海，一个是男方的姑表弟——一位当地警察，前者同情李，开车帮助李逃走，条件只是希望李微微成功逃走后不要追究堂兄，但因中途车胎爆了未能成功；男方表弟在剧中扮演了一位大义灭亲的执法者。
前者在国内公映时，因为反映的现实太过黑暗，习惯了盛世鲜花的国人不想添堵，因而票房惨淡，仅有不足800 万；CCTV的法制教育片想必也不会有太多人看，因此我猜想不会有人去比较两部片子的不同。我看过《盲山》，也了解原型郑秀丽的真实遭遇，还读过不少类似案例，对中国农村在“买媳妇”这一“地缘利益”而形成了一个小共同体共犯结构有一定了解。所谓“小共同体共犯结构”，其实就是当地村民为了让买来的媳妇无法逃走，守望相助，结成了一张天罗地网，央视节目恰恰刻意漏掉了这一非常重要的背景，刻意将残害被拐女子描绘成个别或者少数贫困农家的不守法，电视画面显示出一副农家小康情景，干净整齐的农家小院，多家人家拥有私家车。
《盲山》的情节包含了所有被拐卖女子悲惨命运的重要元素，但比徐州八孩母境况要好点：遭受的主要是男方的强奸与虐待，没有沦为村里多位男性的性奴。这部影片的原型是东北姑娘郑秀丽，但她的命运其实比《盲山》主角白雪梅还要悲惨。
郑秀丽于1994年中专毕业后南下珠海打工，被人贩子以介绍工作为名拐骗到广东罗定市生江镇花坪村，以3000元卖给49岁的农民郭美南做老婆。郑秀丽来到郭家的当晚，她便伺机逃跑，结果全村人集体出动将她抓回，郑秀丽被男方毒打了一顿。当晚，在郭美南兄嫂的帮助下，郭美南强暴了郑秀丽。
后来，郑秀丽也试图多次逃跑，可她绝望的发现，周围人所有人都是帮凶。接下来的两年多中，郑秀丽生了两个孩子，因不堪虐待，走投无路的郑秀丽，把一杯硫酸泼向兄嫂的两个孩子，并伤及另外5名小学生。郑秀丽等来的不是解救，而是警察的抓捕。
最后，她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据说编剧李杨看到这个案件的相关报道之后，决定拍电影《盲山》，希望激起社会关注被拐女子的悲惨命运。
农村为何在拐卖人口上形成小共同体共犯结构？
郑秀丽、徐州八孩母的悲惨遭遇，反映的问题早就超出了买卖妇女这个范畴，而是这些被拐卖在农村中的妇女为何无法逃走。我在国内时，看到详细一点的打拐报道时，会提到地方警察必须在半夜采取突袭式行动，否则会被成群结队的村民包围，无法解救——警察的任务只是解救，不能酿成“群体性事件”。这就必须分析村民们为何会在保护某家买来的媳妇上团结对外。
中国农村的偏远地区，男性要娶个媳妇不容易。正常婚嫁，许多地方的女子不愿意嫁到穷困地区，不少农家必须让女儿为儿子做出牺牲，采取“换亲”之类的古老方式。没女儿可交换的农家买个媳妇要花几千元（近年涨至几万），这笔支出几乎要掏空全家财力。被拐卖女性只要进了家门，就被视为“买来的财产”，必定被“买家”全家看得严严实实。
中国农村村落基本是自然村，不管是独姓村还是杂姓村，彼此之间早就成了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光棍扎堆的贫困村落，花钱买媳妇习以为常。为了保护“买来的财产”，会形成一种不宣之于纸面的“乡规民约”，以及一种保护这种“特殊私有财产”的“群防群治”体系。比如一旦发现被拐卖妇女企图逃跑的行为，要给买家通风报信，让他们采取措施提防；对于警察来解救刚被拐卖妇女的意图与行动，村民会预警，会拒绝配合，让警察找不到人。万一被发现，村民会聚集起来阻挠警察把人带走。
这种情况下，别指望当地的村支书出面主持正义与公道。因为村支书是当地村民的当家人，以照顾当地村民的利益为主。曾被2006年一部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刻画成“最美乡村女教师”的郜艳敏，后被网友发现，她其实是被拐卖到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下岸村的，这一真相让她再次成为舆论热点。不少记者去下岸村采访，一些村民对到来的记者充满敌意，他们责备郜艳敏的高调揭了村民买媳妇的疮疤，败坏了村子的名声，还把村里男人说不上媳妇归咎于她。村支书质问前来采访的记者：“村里还有60多个光棍，你们给办办？”
联合国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标准定在103—107:100，即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应地诞生103名到107名男婴才算合理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中国重男轻女现象在农村非常严重，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2004年曾达到100：121的峰值；直到2019年，依旧维持在100：110左右。在总人口上，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万人口左右。光棍男多在穷乡僻壤，有着“购买”媳妇的庞大需求，这是中国拐卖妇女现象严重的社会背景，再加上中国普遍漠视人权，妇女权益更加容易受到侵犯，也因此，在天高皇帝远的农村，这种购买被拐妇女的现象会继续下去。如果政府在这方面放任自流，拐卖妇女现象会更严重。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只重物质
中共中央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并将此作为对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中国政府在2006年细化为“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产业化经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搞好土地整理，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稳定与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流转土地”等等——不难看出，除了“乡风文明”这四个难以界定内涵的要求之外，具体措施主要着重于物质层面的硬件建设。2021年8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调研时强调“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重心也在物质层面。
这次徐州八孩母事件出现，徐州官方为了表示政府对这个“家庭”的关心，在通报中提到：自2014年5月至今，民政、财政等部门为董某民家庭落实了低保和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每过黄历新年、中秋为其发放慰问金。其中3个孩子每学期享受750元/人的生活补助金，另有2个孩子每学期享受500元/人的政府资助金。2021年镇政府为其发放危房改造补助3.7万元，建设新房4间。社会爱心人士也多次为其捐钱捐物——只字不提铁链拴脖及全家两代三男性强奸残害杨女并将其虐待致疯这丧尽天良的无人道之事，这样罔顾人权与妇女生存权的“新农村建设”，表面就算“美丽”如CCTV节目中的农家小院画面，也与文明沾不上边。
早在20年前，我就将中国发生的一切用“社会溃败”四字概括。在人口贩卖上形成的一个个犯罪小共同体，中国农村成为中国社会溃败最严重之地，归根结底，农村溃败是中共建政以来乡村治理失败的结果。中共的土地改革消灭了乡绅，破坏了1949年以前那种以宗族制度为主的乡村自治，代之以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痞子化之后，再也没能建成一种乡村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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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