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坛二归”，指的是出生于美国而力图为中共夺金的“海归”花样滑冰选手朱易和自由滑雪选手谷爱凌。
2月6号（北京冬奥会第三天），“朱易摔倒”，速成微博热门搜索标签，浏览量一度超过2亿次；“丢人丢到家”之评论获1万2千多点赞和回复，大有超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文革暴风雨之势。有分析认为，这是“愚民”之果。显然，不止于此，更是中共因要藉众口出恶气而为之。对“朱易摔倒”最怒不可遏的，是中共，尽管朱易因为党效力而放弃了美籍，虽“有情”而亦无可原。不然，“恶评”怎能成潮？哪会容呆几小时？早就秒杀于萌芽状态了。而翌日朱易在比赛中再次失误摔倒，引发更多的挞伐，“朱易连续失误”的标签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又火爆起来，再次佐证了这一点。
而同为“冰归”的谷爱凌，却因夺了金牌而倍受中共“热捧”：“谷爱凌创造历史”。党媒称之为“雪上公主”、“天才少女”，多个大陆品牌请其代言。何谓“创造历史”？苟延快咽气的历史。党末陷入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就指望冬奥金牌延续一下了。事关党的生死存亡，这块金牌太沉重了。
夺金“捧爆”， 摔倒“棒打”。“金牌至上”，别的，全是被“压倒的一切”。
竞赛中失误，本属正常现象。这时，观众的正常心理应该是惋惜与同情，给予运动员抚慰。可是，十九岁的朱易流泪的时候，众多党奴们却只有批评、讥讽，甚或臭骂。当然，背后也隐含着对中共挑选朱易参赛的愤懑。朱易，你摔碎的是党妈续命的梦啊！哪里会轻饶你啊。
只是你人忒嫩，冲你笑迷迷的那张脸遮挡的万丈怒火，你看不到。谷爱凌为你辩解，说“体育就是体育”。其实，党求之不得。它正需要掩盖其政治企图。正因为如此，加之对舆论失控的恐惧，那个标签热到党认为的极限后才被撤下。中共官媒才不得不对“批、讽、骂”予以装腔作势的遏制：“对观众来说，最重要的是克服某种功利主义心态，能够夺冠或者取得好成绩的，就是‘我们的？’如果失误或者发挥失常，就成了‘异类？’甚至在网上奚落与嘲讽。”既然已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偷鸡不成白撒了一把米”，那就不能在让其发酵了。终究这种狭隘的劣根性情绪化“爱国主义”是双刃剑，直接给中共实现“体育强国梦”的“类千人计划”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大统战筑墙。
而朱易的这一悲剧，其实，完全是由中共不择手段的网络人才手段所致。中共把奖牌数量代表视为“国家实力”的标志，自己政权合法性的筹码，这种套路向运动员施加了夺金抢银的巨大压力。朱易对党媒新华社直言：“我想证明自己，因为我昨天表现不太好，网上每个人都说的话真的影响了我。” “我训练得很刻苦。现在的问题是心理上的。我会尽量不被外界影响。”可是，这些“心里话”，党哪里会听啊。在党看来，你怎么努力，包括搭上小命，都是应该的。摔死人，党都不会在乎的。看的出，她第二次摔倒，八成是由于给吓着了。但愿可怜的朱易，挨过这一阵阵“棒打”之后，能够清醒过来。
不知哪位斥责被人贩子拐骗的八孩母们“活该”的作家，于此吐何感言，恐怕难有纯真的抚慰之词，因为他站在党妈那边，对着党的口径说话。而党是最大的人贩子，是把朱易谷爱凌们骗回来当“夺牌奴”的。党的基本原则是物质利益原则，是不讲道德而败坏道德的。
对此，邓小平援引了一句俚语诠释曰：“黑猫白猫狸花猫，逮住老鼠是好猫”。但是，俚语一成为党话，那就“红毒素”了。共产党的本性是极端自私的。三百六十行，行行不通，却要行行通吃。没有任何产出，却要共尽天下之产。从不“养猫”，却要所有的“猫”都要“把一切献给党”。
“正是这种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一切的原则，中共以邪教的运作方式扭曲了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另类。这个另类和任何国家、政党、团体都不一样。它的原则是无原则，在它的微笑背后没有诚意可言。不过善良的人们理解不了中共，因为他们按人类通行的道德标准推测中共，无法想像竟有那么流氓的一个东西，代表着一个国家。党以这样的‘中国特色’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缩写。”（《九评共产党》之九）
共产，凭什么？以猫王自居。而且它党拿你当“猫”你算“猫”，拿你当“鼠”你就是“鼠”。靠什么？连抢带骗，诱逼“猫”当其爪牙，向其献“鼠肉”。怎么抢骗到手？再说白一点儿，就是不择手段。不过，它不敢这么讲，而是忽悠曰“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话茬说到这儿，年龄大的读者很容易会想起“乒坛三杰”：上世纪50年代自香港返回内地，红朝乒乓事业的三位先驱，即著名教练傅其芳、奠基人姜永宁和顶尖球员容国团。
傅其芳带出了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一大批高手，连续三年率队捧得“斯韦思林杯”；两度获中共国家体委授予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起，被委任为红朝乒乓球协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姜永宁回国最早（1952年），曾获全国首届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第一届全运会冠军，也是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红朝乒乓球运动员，参加过四届世乒赛，为红朝队晋级世界四强立下了汗马功劳；1963年，调任北京队总教练。
容国团1958年获得“国家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为红朝夺下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两度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担任中共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使该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接见，并经常成为外国政要来访时的嘉宾。
然而，这都是党需要“当猫”之时的光景，而当党需要“当老鼠”的时候，那就只剩下被别的“猫”吃掉的份了。在文革期间，这三位乒乓宿将受到无情的冲击，被戴上“汉奸”、“特务”的帽子，挨打受骂，被抄家，接受无休止的批斗。1968年4月、5月、6月，在两个月零四天内，45岁的傅其芳、51岁的姜永宁、29岁的容国团相继自缢而亡。
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乒坛三杰”选择了红朝。向“党”奉献青春、才华和赤诚。最终，被由“猫”变“鼠”，含冤而死去。多年后，给“平反”了，大陆乒协设立了“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死鼠”又被变回“死猫”。中共又以纪念这三位乒乓元老的名义，继续玩弄和消费他们，其无耻和歹毒，无以言表。
年纪轻轻的“冰坛二归”，哪里会想到这些。而“乒坛三杰”最终所吞咽的，正是当初“没想到”的后果。而今天北京冬奥冰坛上两个不同境遇姑娘的身影，不外是“乒坛三杰”身影的重叠罢了，也就是随时可以被转换的“猫”“鼠”角色的行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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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