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在陕西泾阳出生，一九二一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主任、西南联大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学衡杂志社总编辑。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历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教授，长于西洋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著有吴宓诗集，翻译法国马西尔论“现代美国之新文学”等，是治学勤奋、写作不辍的学者兼作家。
吴宓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冲击的。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冲进他在重庆的住所就打，并把他供奉妻子邹兰芳的遗像撕得粉碎，从此以后，大批小斗，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是，吴宓的生命力特别强，任由红卫兵小将揪、打、踢、骂，终于熬到文革结束。
综合吴宓被斗的现行罪名，归纳出三个：（一）供奉臭老婆亡灵牌位，把毛主席玉照随便贴在墙上，有冷落毛主席之实，有反对毛主席之嫌。（二）在课堂上向学生放毒，反对简体字推行，怨责口粮不足，说什么“三两尚且不够，何况二两乎？”（三）肆意宣传帝国主义——美、英、法的文化。
红小将命令吴宓跪在毛主席像前认罪。他不跪。被红小将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断仆倒，接着红卫左右两边揪他耳朵，不断扭拧，使他痛彻心肺、两耳欲断，最后被红卫兵一脚踢翻在地，昏死过去。醒过来之后，红卫兵已离开，他挣扎爬起来闭门思过，检讨自己罪行，销毁文件、日记、著述、文稿、书籍，以免留下罪行挨打。没有想到抄家接踵而来，家里一切有文字的东西都被抄走。几天后，吴宓便被关入牛棚。未几，又被单独隔离，住在一个积水二寸的小房间。房里只有一张木床，工资取消，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维持他的“生存权”。
吴宓生活虽苦，活下去已无问题，但却准备随时挨批斗。十年中斗了多少场，他都记不起了。只知道有两种斗法：一种是集体斗，另一种单独斗。两种都很可怕，每次都挨打，有时左右打耳光、有时有鞭抽、有时用棍打、有时用针刺，不论哪一种方法，都令人疼痛难熬，恨不得当场死去。
斗争的方法虽可怕，斗争的姿态更难忍。在红卫兵一声令下，被斗的吴宓得立正、屈膝、躬腰、低头、双臂前探如喷气式飞机，然后迫他交代、揭发、追问、批判，满场都是吼叫声，他则被拉扯、踢打、辱骂。红卫兵追究吴宓的历史罪名有：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等。对这一切罪名，吴宓绝不抗辩，只支吾二句后就不吭声，这样还可苟延残喘三五日。
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张永清，也在劫难逃被批斗，历史系讲师某君受不了痛苦，攀诬张永清组织一个取代中共的政党，有党章、有纲领、开过会、有人事安排、有发展组织计划、有发展对象，吴宓是其中之一。红卫兵得此口供大乐，视为“特大捷报”，所有被攀诬的人，包括吴宓都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大会小会、个别追查、车轮战术、疲劳轰炸，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
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说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他们才问他好不好玩？最后，吴宓实在受不了，喊叫救命，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耳鼻。
最叫吴宓难过的是：某次他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于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的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求死不得，但活得难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才停止那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