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判处1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另有几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
是日下午，南京全城戒严，交通中断，商店停业，上百万人被组织集中到主要干道两旁，列队观看十几辆刑车、警车和军车押解这些“反革命”游街示众。所有“犯人”都被揪住头发，仰起面孔，让广大革命群众认清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车队出体育场北大门，沿广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昇州路、水西门等路段，驰往凤凰西街尽头的刑场。11位死者，其家属事先未获任何信息，他们的骨灰后来也全都不知去向。
继这次“三·六公判”之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相继又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4月28日杀12人，7月30日杀24人，12月10日杀10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在同一日（12月10日）双双被判死刑，同乘一辆刑车游街示众，同在一个刑场被杀害。
以上四批惨遭处决的57人，罪名几乎完全一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80年前后，57名“现反”全部获平反，被判其他刑的人也全部被确认为冤案，冤案率100％。
一位当年的当事人回忆说，“作为当年在‘三·六公判’大会上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我今生今世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就是1970年3月6日，它已牢牢嵌进我的记忆神经。四十年来每到这一天，那天亲历的场景总会自动浮现：
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身旁那11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脸上的那种愤懑、绝望、恐惧、无奈、痛苦的神色；
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听闻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动物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
刑车缓缓行进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个听者脆弱的神经；
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11支白色亡命标牌，随着车辆的晃动在缓缓摇曳，就像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一样，向广袤的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讯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着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
……
那时我就在第七部刑车上，这些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可怕场景伴随我一直走到今天”！
中国近代史上，南京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曾发生过多起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血腥事件，最有名的当数1937年日寇占领南京后的南京大屠杀。如今，每年的12月13日，中国人都在沉痛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寇屠杀的数十万同胞，然而1970年几次南京小屠杀中死难的人们却被彻底遗忘。这是为什么？难道外国人杀中国人不可遗忘，中国人杀本国无辜百姓就应该忘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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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