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7月14日讯】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不少新东西,实质是一种权力的重新分配和重新分割,其中一个大家最关注的是新设部门是所谓“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原因很简单,前苏联克格勃的前身就叫做社会部,中共早期在延安主持内部整肃的部门也叫做社会工作部,所以这个新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引起了大家的议论。习近平难道要把目前内部整肃的这种运动变成一种常规的机制,要不停的整肃下去吗?
另一个让外界诧异的事情是,二十大已经过去半年多了,社会工作部部长这个角色才公开亮相,据中共官媒《法治日报》7月8日报道,“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已经开始运作,部长吴汉圣7月7日主持了省部级干部信访工作专题研讨班结业式。这是中共官媒首次披露吴汉圣担任“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的消息。
开历史倒车 社会工作部实质是社会控制部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陈闯创在新唐人《菁英论坛》节目中指出,中共国有一个很大的政治现实,就是名不符实,社会工作原本是个很好的名词,在西方发明这个词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帮助弱势群体,包括为他们提供一些福利和心理辅导。在中国以前,在汪洋任上,我记得他在做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提出过这样的想法,本来是很好的一个部门,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共二十大上,在这样一个权力再分割、再分配的会议上,提出来成立一个中共中央的社会工作部,实质就成为一个社会控制部。
新成立的这个社会工作部,不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不在政府系统里边,是在中共中央这个系列里,它有好几个职能都是直接从国务院拿过来的,包括从拿走了信访局和对企业商会的管理,然后官方自己说这个社会工作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重建,改变基层组织涣散的局面,那意思就很清楚连,它这个社会工作不是一个是为民众服务的那种社会福利部门,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控制部。
陈闯创说,过去几十年来,在经济改革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国企,依靠单位,依靠中共,人们可以到外资企业去,人们可以自己创业,当很多人不再依靠共产党的饭碗的时候,共产党就怀疑了,你好像要不依赖于我就能生存下去,你要挑战我,所以中共就想怎么样加强基层的控制,怎么样把全社会都管起来,最终也就落实到习近平重提的毛泽东的一句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就是党管一切。我想这个社会工作部为什么大家很害怕,就是这个原因。
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负责人王军涛在《菁英论坛》表示,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治理机器要现代化,邓小平当年要搞现代化,他觉得党管什么,什么就搞不好,所以他说党就管大政方针,其它事情都交给了职能部门,按照专业规则去管,但是习近平上来要恢复党领导一切,要把中国社会重建成一个集权社会,就是回到毛泽东或者史达林时代,由一个独裁者来统领一个小的执政集团,通过这个执政集团来控制全党,通过全党统治全社会。社会工作部就是控制社会的一个部门,这个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
王军涛说,共产党的权力斗争和机构演变中还有一个规律,在独裁的这种政体中间,实际上一些边缘的机构,以后可能会在权力斗争变成真正的核心机构。比如像康生的社会部最早设置的时候,就是对一些社会人士进行身份甄别,比如从延安、从很多地方来的这些所谓的社会上的人士,要对他们进行甄别,在他们中间去找是不是有国民党特务,结果后来毛泽东在权力斗争时,据有些老的社工部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把康生变成了一条狗,让他来乱咬人。
所以我觉得不排斥这个可能,因为从后面来看的话,吴汉圣肯定是给习平立了功的,而且是在要害部门立了功,在习近平进行所谓二十大夺权和二十大之后的人事布局上,吴汉圣是在最关键的时候,通过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组部的纪监检查组组长这个职务,控制住中组部的人事运作,他在那儿做这个立了功。所以以后他要在社会工作部,你可以想到,这个人他不会去真的按照专业的方式去抓什么社会工作,他可能又是按照整人的方式,比如左手拿帽子,右手拿刀子,然后逼着这些基层干部,去实现习近平的这种重新建构、打造一个集权社会的目标。我觉得社会工作部将来有很大的演变空间,是服务于习近平的权力斗争需要,他如果觉得中国正在内忧外患,要强化对社会的控制的时候,那他可能会赋予社会工作部很大的一些功能和职能。
社会部权力机构庞大 新克格勃上线
大纪元资深编辑与主笔石山在《菁英论坛》表示,目前这个社会工作部主要还是在强化中共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各种控制,北京不但要在中央设立这个中央社会工作部,而且据说各个地方政府,包括县一级,都要设这样的一个机构,当然它是设党委里面,它不是政府部门,是一个党的部门。
石山说,当中共设置机构的时候,如果它只设置中央一级,就是一个指导性的,就是要求地方政府怎么样处理问题,当它是一级一级都设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了实际的权力,因为它是一个纵向的管理部门,可能有自己的人事,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那个权力是非常大的。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对《菁英论坛》表示,在中共二十大的机构改革方案中,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主要负责民间的党建、基层治理,工作内容除了信访,还要统一指导全国性的协会、商会里面的党的工作,还有指导混合所有制的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等新经济组织里的党的机构,还有新社会组织就是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还对社会上做义工志愿者也要进行管理。中共以前就有所谓的党政工亲妇的那种分工,还有街道办和村级的组织,都在中共的党的控制之下,现在这个中央社会工作部,就是要把私有企业、非政府组织,新就业群体,比如说送外卖的群体都纳入党组织的控制之下,我听说有些县里面的那个肉菜市场,就是卖菜的、卖鸡鸭鱼肉这个市场,要把这些小贩都组织起来,把党建设的那个概念放进去。所以说中共的控制要比原来的更细微更新式,就是要在基层把共产党的权力建立起来,有人的地方,就必须有共产党组织。
郭君说,现在的中共是用中共的家法来治理国家,基本上就是黑社会的做法,这种做法功效甚微,因为治理层次越多,社会资源浪费越大,人为的制造的权力就越来越多,之后官吏贪污也会越多,社会的问题会更大。历史上共产党的社会部,最后很多时候都事实上演化成超级特务机构,像克格勃正是这样,以后,中央社会工作部很可能就成为习近平对党内整书的一个利器,可能演变成共产党的另外一个刀把子。
郭君在节目中还回忆了自己父亲在延安整风时被康生整的一段内幕。郭君说,我的父亲他是三八年去延安的,他因为读过书,所以在延安整风的时候被审查的很厉害,审查了一年半,他以前跟我说过这个故事。他说延安整风就是由社会部负责,逼着他承认是国民党特务,最后他挨不下去了,就是一定要他交代,他就乱编故事了,说自己是特务。那你怎么当特务?他说怎么去联系,因为不让睡觉嘛。后来有一天,他看有把枪放在那里,他就把那个枪拿起来,就照自己脑袋开枪,结果发现枪里没子弹,这个时候审查他的人就走出来了,说你通过审查了,因为特务是不会自杀的。他说那个枪就是负责审查的社会部的人故意放的。很多年之后,他还很害怕中共的这个整风审查,对康生那批人他是怕的要死,怕到血液里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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