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朵罕见的奇葩。
她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开始在校刊和杂志上发表作品。1943至1944年，因为创作和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张爱玲一举成名，成了上海滩的当红女作家。彼时她不过才二十多岁。
但中共建政后，官方却一直刻意让人们忘记这位曾经轰动文坛的上海才女。直到文革后，张爱玲才再度走红，甚至可以说是风靡大陆。
然而，尽管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出版了好几种《张爱玲全集》，但所谓的“全集”其实并不全，都没有收入《赤地之恋》和《秧歌》这两部在张爱玲的创作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而之所以没有收入，并不是因为不当心遗漏了，而是因为这两部小说一直被禁，官方不许出版。
那么为何《赤地之恋》和《秧歌》在大陆至今仍是禁书呢？这就得从它们的具体内容说起。
《赤地之恋》和《秧歌》都是中共建政后张爱玲逃离大陆避居香港时的作品。如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张爱玲的发现者夏志清先生所说，从1949年到1952年，张爱玲默默地观察上海和附近村镇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生活，她把自己所直接观察到的真实情形和共产党官方在戏里电影里杂志里散布的谎话对比，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内地的惨状。《赤地之恋》和《秧歌》写的就是这种惨状。
《赤地之恋》以大学生干部刘荃毕业以后接受组织分配的经历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大陆农村的“土改”运动、城市的“三反”运动，以及朝鲜战争等等纷纭的政治局面里人们的生活状态，意在把共产党暴政的形形色色和盘托出来。刘荃参加土改，面对现实的残酷恐怖，非常震惊而又无能为力。他感到茫然无助，唯有和同伴黄娟的恋情给了他一些安慰。后来，刘荃被调到上海参加“抗美援朝”的文宣工作，堕入资料组组长戈珊的情欲之网。黄娟回上海后，刘荃又因为上司赵楚在“三反”中被诬陷枪毙，而受其牵连被捕入狱。黄娟无奈之下求戈珊帮忙，结果戈珊利用一石二鸟之计，骗黄娟投入新华社分社长申凯夫的怀抱。刘荃被救出后，得知黄娟为救他而舍弃了自己，万念俱灰之下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远赴朝鲜作战，希望战死沙场来解脱痛苦。最后，刘荃做了战俘，被遣返时，选择回大陆做他立志要做的事情。
《秧歌》描绘的是1951年夏历年底，上海附近的某个乡村农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一两个月的惨烈生活。这是主线，与此交叉进行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电影编剧顾冈按组织要求下乡体验生活，写一个关于土改的电影。他来到这个村庄后发现老百姓家家都吃不饱。但是，他昧着良心把饥饿写成欢乐，把农民与政府冲突写成农民反抗地主压迫。他对农民烧掉政府粮仓的熊熊大火印象极为强烈，感到火焰的绝望和力量，但是他把这把火写成农民对国民党特务和地主的愤怒……
在《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之后，张爱玲又写出《秧歌》和《赤地之恋》，不单是思想上的突破，也是文学上的突破，其永恒的非凡的人道主义光辉甚至连作为作者的张爱玲本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
夏志清这样总结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部不朽之作。它研究了共产主义对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描画出关于人性的令人震惊的不可忘记的画面。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受苦受难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满了共产党不容的人类理想的悲剧。
继夏志清率先对《赤地之恋》和《秧歌》做出高度评价后，海内外一些学者也先后给予张爱玲这两部小说以好评。
广州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第354期《华夏文摘》上，发表了题为<乱世悲歌——关于张爱玲的《秧歌》>的评论。她说，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以这样两条线索——一个农民的死去、一个剧本的诞生，表达了她对动荡时代的思索，那是古老的恐怖和恐怖的喜剧。艾晓明以“突破”两字赞扬。张爱玲曾以为她写不了这种更广大的题材，所以这部作品可视为她的一个里程碑，相对她前期的作品是成功的突破（当然与前期也有保持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类的愚行和疯狂的沉思）。艾晓明特别指出，张爱玲对这个时代错误完整的揭示，那就是良知的死亡。在《秧歌》中，被表现的不仅是农民的命运，还有艺术的命运；不仅是为农民作传，也是为知识分子照相，照出了他们变形为小丑和弄臣的嘴脸。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真实的感受，艺术变成粉饰，这才是更令人绝望的恐怖。
2008年，美国华裔教授作家沈睿在《今天》上发表了<伟大的政治小说：张爱玲的《秧歌》>。沈睿认为，《秧歌》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这部小说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国极权制度是怎样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根基，毁灭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描绘了中国农民以及普通人民在这个制度中的无权无势的卑微地位。这部小说，也许比中国迄今为止发表的任何小说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中国极权统治的本质。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令人震惊的。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在饿死三千八百万人的人类史最大的饥荒还没有开始，在毁灭了中国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还没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十多年之前，却成为现实的中国社会巨大悲剧的谶语。
关于一部小说成为一个时代的预言，沈睿做了一个比较。她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除了《红楼梦》之外，还没有一部书可以像《秧歌》一样做到这点。也可比较另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1984》。这部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所创作的反乌托邦小说，写的是未来，写的是知识分子在极权社会的处境；而《秧歌》写的是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政治变化，写的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中国农民。让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悲伤地感叹的是，小说描绘的一个村庄的谎言、恐惧和饥饿不久就变成全中国的现实。三千八百万饿死的亡灵为这部小说的饥饿做了如此真实的脚注。十年多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这部小说描绘的中国传统人伦关系、道德关系的破坏做了如此真实的脚注。什么是艺术的力量？沈睿说：“《秧歌》这本书证实了艺术的穿透力和伟大的政治小说的力量。把这本书放在人类的政治小说历史上看，这部书是中国作家张爱玲对人类政治小说的伟大贡献。”
2009年，大陆知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教授在其<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一文中，批评“小资张迷”对张爱玲的“严重误解”，指出1952年以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朱大可在文章中写道：《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难。
看了以上关于《赤地之恋》和《秧歌》的内容介绍，以及夏志清等评论家对这两部小说的阐释和评价，我想你对中共为何一直禁止这两部书出版的原因，自然也就清楚了。如果你还没看过这两部书，希望你千万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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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