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接着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为配合运动，高头公社革委会先后办了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一期在7月，为期25天，地点是高头市场南边的天后宫。第二期自1970年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下旬，为期11个多月，地点在高北村圆土楼（绍明楼）。第三期在1971年4月，为期1个月，地点在高东村永源楼（崩蓬楼）。三期学习班江城都参加了，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期，时间长，斗得狠。
那年头，人们谈学习班色变。学习班不是什么学习场所，而是非正式的拘留所或牢狱。借学习班的名义，革委会凭一纸通知，把被疑为反革命分子或牛鬼蛇神的人关押起来，集中整治。人一旦进学习班，便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
江城回忆说，第二期学习班很具规模，参加学员70余人，由一位公安特派员主管，下设专案组，由6位干部成员组成，其中一位是省公安厅下放的，专事内查外调，整理学员的材料，另有10多位社会上雇来的壮汉担任执勤，日夜轮流严把门户，并察看班上动静，稍有异常即迅速处理。学员的来源，部分由公社革委会圈定，部分由群众密告“推荐”。他们必须按公社通知上规定的时间，携带铺盖、米菜、日常生活用品，准时到绍明楼“入学”。
绍明楼是一座大圆土楼，绝大部分楼房还是空架子，没有装修，仅住四五家人，空荡荡的。楼内没有厕所，临时在底层一角摆几口大陶缸，胡乱搭上木架，围上竹席，便成临时厕所。报到学员在四楼指定的位置席地而坐或卧，除了吃饭、大小便，绝不许走动，更不准交头接耳，否则“恶果自负”。
学员有这几类人。一类是“不务正业，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一位果农，向人传授嫁接技术，“接梨接柿，莫叫雨水知”，雨水（节气）前嫁接果苗成活率高，被人检举，说是与最高指示“以粮为纲”唱反调，煽动社员走歪门邪道，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有一位社员，携带烟刀，串门走户替人切烟丝赚些家庭零用钱，被说成是开地下工厂。一位70多岁的老人，经常背上一二十斤烤烟步行到漳州去做小买卖，被指为投机倒把分子。有许多社员未经生产队长许可，擅自到外地打工赚取家庭日用使费，被打成不务正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另一类是“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属于斗争和打击的重点对象。一位社员，写春联磨墨时，不慎将一点墨汁溅在旁边毛泽东石膏像的眼睛上。他恐惧万分，赶忙用小刀把那点墨汁轻轻刮掉，不料刮出一个小窟窿。因家庭成分是富农，于是有人指控其“怀着刻骨阶级仇恨挖取伟大领袖的眼睛”。一位社员，其子跟别家孩子争夺一枚毛泽东像章打架，他一怒之下夺过像章骂道：“你抢什么死尸，我砸了它！”于是被指控咒骂毛泽东。一位社员，用彩纸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贴在墙上，后来“疆”字被风吹掉，被人举报“恶毒诅咒毛主席无寿”。一位中学职员，无意间把双脚架在办公桌上，桌上刚好放着一张毛泽东画像，于是被告密胆大包天。有一位会看相的，说林彪鹰鼻，相书说，这种人居心叵测，靠不住，被诬为“诋毁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最亲密战友林副统帅”。
还有一类，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站错队”的头头和骨干分子，他们也是重点斗争和打击的对象。
江城之所以被通知到学习班学习，原因有二：一是春节家门口贴了“犯上”春联，二是写了有政治问题的新诗。春联是“山花烂漫时可待；悬崖百丈冰易消”，他们认为他这号人不配集毛泽东词语作对联，还任意加减字，属于犯上。当时江城三天两头遭抄家，古字画、珍贵书籍、文稿、笔记，凡有字的，悉被抄没，连一张纸片也不放过。一个小笔记本里有他写的60多首小诗，被认定全是抒发资产阶级感情，尤以《骆驼》和《柳笛》最为反动，含沙射影，不满现实。《骆驼》诗曰：“无边无际的戈壁，宽不过骆驼的四只蹄；不断移动的沙丘，移不动驼群的意志。任狂风呼啸怒卷，飞沙走石铺地遮天；骆驼，沙漠的船，自有它坚定的航线！”《柳笛》诗曰：“黄河沿插下的柳枝啊，弹指间已林荫一抹。一根根嫩绿的情思，系住了高原的春色。我往昔插柳的伙伴，可记得当日的心愿——我今折一个柳笛，谁来和一曲《江南》？”他们指控，“戈壁”是诬蔑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狂风”映射轰轰烈烈的历次运动，“驼群”即反动组织，“航线”即路线，“伙伴”即死党，“高原的春色”即失去的天堂。
“开学典礼”那天一早，全体学员被集中到土楼大厅，坐在一排排长板凳上，聆听公社首长训话。末了，一位神气十足的巡视员，板着铁青脸孔，声色俱厉地给学员们交代政策：“这一次学习班非同寻常，你们必须彻底交代罪行，对于敢于藐视政府、负隅顽抗者，一打到底，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判的判，”然后再提高嗓门：“该杀的——杀！！！”凶恶的声音在土楼震荡，恐怖气氛笼罩全楼。
巡视员训话结束时，又大声问一句：“你们在坐的有谁没有罪被叫到这里来？”“我就是。”一位姓江的学员冲着应道。巡视员一时尴尬，瞟一眼旁边的社长。社长被这突如其来的冲犯激怒了，厉声斥道：“你开地下工厂，还不认罪！”江学员也不示弱，立即反驳说：“既然我开地下工厂，请问，我的厂址在哪里？招收多少工人？投入多少资金？我只带一把烟刀，农闲时出去替人切些烟丝，赚个零花钱罢了，这叫开地下工厂？”社长一时语塞，寻思一会儿，改口说：“你种三千株烤烟，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年头种那么多烤烟实为罕见，被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似乎天经地义。江学员语塞了。
学习班第一阶段的“学习”是相互揭发罪行，写检举材料。检举和告密是可怕的，它使学员间失去理智，产生猜忌以至仇怨。大家都像患了神经过敏症，警惕着，只怕稍有不慎，被当作邀功求赏进而“赎罪”的材料。人们有如刺猬，彼此以刺相向，保持距离。有一个学员，是第一次进学习班，才来二三天就撑不住了，暗暗叫苦：“哟，这样子下去，会被‘卤’死，会被‘卤’死！”一位“老运动员”不屑地抢白他：“哼，早着呢，你‘卤’了什么？才下盐缸的鱼，还新鲜着呢。像我，早成咸鱼了，才真正算‘卤’着！”
那位江学员，与社长家同住一楼。一天，他突然举报社长犯有反革命罪行，并带领公安特派员来到社长家的窗底下。那里有一张从小学课本里撕下来的毛泽东彩色像，上面不仅满布针孔，还有擦屁股的便迹。江学员指着毛像，大声说道：“这不是反革命罪证是什么？”特派员将这一“罪证”用报纸包裹起来，带回去侦查。社长闻讯着慌了，第二天一早忙带着小儿子到特派员跟前说明情况。他是，像上的针孔是无知的妇道人家平时做针线别针时留下的，便迹是不懂事的小儿晚上摸黑应急留下的，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并没有恶意。事情发生在社长家里，自然跟一般群众有别，不必认真，最终不了了之。
半个月后，学习班进入了第二阶段——批斗。既然进了学习班，按当时的逻辑，不是罪也是过。每个学员必须反反复复、老老实实写检查材料，深刻反省并彻底批判自己。为了争取早日得到较为宽松的处理，离开这是非之地，一些学员寝食不安、绞尽脑汁编造自己的“罪行”。为了扩大“战果”，革委会还精心安排几场群众斗争大会，在高头市场等处揪斗重点对象，一方面借此教化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嗅觉”，永葆旺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则杀鸡给猴看，对全体学员和社会上的危险分子收杀一儆百之效。
那时习惯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旦被揪斗，往往是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台，双膝跪地，低着头但前额又必须稍仰，如此尊严丧尽地恭听辱骂式的批判，而且一跪就是二三个钟头。有个学员，是医生，入学习班以前就被斗了好几次，已摸索出一些挨斗的经验。他探索出一种比较“舒服”的跪法：双膝跪定，额头抵在地上，类似佛教徒五体投地。这种跪法的优点在于，一方面表示自己老实认罪，态度至诚，说不定能侥幸感动“上帝”，提前获得宽恕，另一方面由于加上额头支撑，可以分散身躯重心，减轻两个膝盖和脚大指的负荷，会“轻松”一些。
在学习班里，前两次挨斗，他都用此法蒙蔽过关，第三次挨斗欲故伎重演，被一位执勤的壮汉看穿。那壮汉快步向前，提起他颈背的绑绳，接着又狠狠把他手脚朝天掼翻在地，骂道：“嚄，还想舒服，用头做脚！”医生登时休克，好一会才苏醒过来。现场的群众看客个个咋舌，学员们则无不惶恐万状。
经过50多天批斗，学员们大都被狠狠“卤”了一阵，一些被认为问题较轻，所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又有悔改表现的，如小商小贩、私自外出赚钱的木工泥工等，能积极退赔“非法所得”，便陆续获得“结业”，离开绍明土楼。
学员减少大半，剩下的都是些“现行反革命”和文革前期“站错队”的学员，共约30余人，进入学习班的第三段——劳动改造。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自带一盒饭和些许咸菜，就地风餐。活是干不完的。公社要修医院、修养猪场了，他们便去清基、抬石头、砌石基、夯墙、挑砖、运木板、盖瓦。公社没柴烧了，他们便到深山砍树、劈柴、挑柴。夏收夏种大忙季节，他们轮流到劳力短缺的生产队割稻、耙田、踩稻茬、插秧。饥饿是难以忍受的，那时高头公社各生产队每人每年平均口粮少，多的120斤，少的低于60斤，还是原粮。他们多么希望有个好心的生产队长，中午能管上一顿粗茶便饭，缓解一下辘辘饥肠。无偿劳动，连饭也自带，干活时又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认真踏实，有些群众便戏称他们是一群不用喂草又好使的牛，也有群众称他们是全能义务专业队，人才齐全，什么活都能干。这样他们又熬了9个月。
年关逼近，专案组早在几个月前就撤掉了，只留下几个雇用的壮汉每天监督他们劳动。大家盼归心切，特别像江城家，5口人只有一个劳动力，一年到头赚不到工分，口粮被扣，此时已处在欲生不能、欲死不成的绝境。终于，放他们回家的这一天到来了。公安特派员召开会议，对现有每个学员的罪行逐个作了简要总结，然后历时11个多月的学习班宣告暂停。这不是“结业”，以后“随传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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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