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家冯骥才的《100个人的10年》中记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九六八年时，她才八岁。
她生活在某市，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
“文革”开始后，市委机关分成了两派。她父亲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组织性强，“文革”之初大大小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干一星半点“打砸枪”那类过火越轨的事，对立派找不到把柄，要搞垮这一派是困难的。
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她父亲这一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放在屁股下边坐上了。对立派里面有个很精明的人上前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伟大领袖的照片。那时的报刊杂志几乎全有领袖像。这个头头被对立派揪出来，罪名是“侮辱伟大领袖”，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军宣队马上宣布，她父亲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立即垮了。开始抓坏人，凡是过去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都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可仍拿她父亲无办法，抓不住他的短儿。
她父亲过去当干部处长时得罪过人，有人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方设法要把他整下去。又派了不少人内查外调，找不出问题怎么样整他?
这天，在市委家属院大院墙上突然出现了条反标。
公安局立即来人勘察现场。看了现场后认定，是一个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理由是：一反标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子站着写高低正适中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孩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类反标不会写职务，直写其名，“打倒XXX”。
定下调子，先对大院小孩排队。住这个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小孩总共十一个，排排队，确定下四个重点怀疑对象，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小孩。
这时，她父亲对立面那一派插手这桩案子，理由是协助破获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
“造反派”一插手，怀疑对象就集中到她一个人身上。理由是她爸爸反动，又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孩子写反标。
攻击目标是她父亲，棍子却打在年仅八岁的她的身上。
她被造反派“监禁”起来。
在“造反派”眼里，八岁的孩子是好对付的。他们“破例”拿糖哄她，让她承认是她父亲教唆她写的反标。
从小，她记得爸爸就教她：为人，绝对不能说假话。
“造反派”拍着桌子吓唬她，说要是再不承认就去打她爸爸，还告诉她要使什么法子打：用钢笔扎他的眼，用绳子勒住脖子不许吃东西，活活饿死他；用刀子一块块割他的肉，手指头、鼻子、舌头、耳朵，然后扔到动物园的笼子里喂老虎……她害怕了，这些人要残害父亲，多么残忍啊！爸爸是个好人！
她下了决心，任你们唬、哄、吓，我决不乱说！
最后，他们说要枪毙她。
起先她不懂啥叫枪毙，他们告诉她，就像电影上那样，把你用枪打死。
她被带到刑场，是一片开阔的洼地，几个死囚犯就在她身边。那几个犯人都绑着，没绑她；对面一排人拿着枪，其中一个人的枪口正对着她。忽然，她看见爸爸在不远的人群中间。她想跑过去叫声“爸爸”，只听行刑的头头一声大喊：
“放！”
“呯”地枪响了，她身旁的犯人一个个栽倒了，有的脑袋不见了——她真被吓得哭了。
可怜她才八岁，就当了死刑的陪绑着。
她始终没有胡说。
她被放回来，照旧跑去找小朋友玩，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她，有的还朝她扔石头子儿。一个过去与她要好的女孩竟骂她：“打倒小反革命！”
“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她身上，十几年抬不起头来。上学困难，升学更困难。她就像被管制的“牛鬼蛇神”，受人歧视。平时不敢多言多语，不敢与同学玩和说笑。下课后，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以此换起同学们的好感。有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人去拉粪，谁也不去。无奈只得派她去，说：
“粪很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觉得粪不臭了，你的灵魂就改造好了！”
她知道，背上那块石头仍然存在，一辈子也卸不下来。
“四人帮”粉碎以后，她爸爸所在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才发现一份有关她的材料，才说要给她平反。
“平什么反？”当时她才八岁，关押也好，陪法场也好，矛头是对着她爸爸的，并没有给她“定性”啊！
其时，她还没工作，落实什么?
实实在在，她忍受了一个八岁孩子难以忍受的打击和摧残，终生难愈，但政治从来不对人的灵魂负责。
对一个无辜的八岁孩子施以这样的酷刑，说明了什么呢？
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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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