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27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革命文化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6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并立即执行。这6名被五花大绑的“十恶不赦”中，有一个头发苍白稀拉、身体瘦瘪伛偻、看上去足有70岁的古稀老头。当大喇叭读到他的名字时，人们都惊呆了：陆洪恩？天哪！他是陆洪恩？他就是以前那个气质高雅、风度翩翩，在舞台上挺拔鹤立、动作潇洒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吗？ —— 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只有49岁呀！他到底做了什么“不赦”的大恶？他沦落到如此模样，到底经历了什么？
1966年5月，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拉开了“史无前例”的序幕。在乐团讨论姚文元的文章时，埋头于音乐、政治嗅觉迟钝的陆洪恩直言不讳：海瑞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退田减徭役、治理吴淞江，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这都是事实。在又一次的讨论会上，有人指责陆洪恩“修正主义”。这使得性格爽达刚正的陆洪恩怒不可遏，他起身叫道：“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我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
几秒钟的死寂之后，有人高喊：“陆洪恩，反革命！”接着一群人冲过来，不由分说将陆洪恩反剪双手，押送到公安局，公安局随后将他押至上海第一看守所。
陆洪恩的狱中好友刘文忠先生1979年平反出狱后，写下了《风雨人生路》一书，书中详细记述了陆洪恩的狱中惨状。
在1966至1968的两年中，陆洪恩无数次被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从监狱提出，押至各种场合进行批斗，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
一次，他被拉去做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的陪斗。红卫兵把浆糊桶扣在贺绿汀的头上，逼迫贺绿汀在地上爬行。对此，陆洪恩义愤填膺，怒斥红卫兵的恶劣行径。红卫兵立刻将他踹翻在地，打得他鼻口流血。
那两年，对他来说是炼狱。从他入狱那天起，他就被反铐双手，这使他吃饭、解手和睡觉都十分困难。可以想像，一个人被反铐双手整整两年，那是怎样的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看守对他格外“照顾”，暴打是他的家常便饭。他无数次被打得头脸变形、两耳流脓、眼睛浑浊，身上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有一次开饭的时候，看守让人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命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面对如此凌辱，陆洪恩愤怒至极，他嘶哑地喊道：“什么文化大革命？这是大革文化的命！”看守似乎就在等着他的这些话，他的话音刚落，就把他拉出监房，又是一顿暴打。
非人的折磨，使这位音乐家迅速衰老，才四十几岁，他就背驼腰弯、头发全白并且大片脱落，看上去俨然七十老翁。
一天深夜，陆洪恩似乎预感到什么，他把刘文忠悄悄叫到身边，流着泪对刘文忠说：“小兄弟，你如果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还上初中就因为我的事被发配到新疆的独生儿子，告诉他，他的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果有机会离开中国，就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维也纳，在贝多芬的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
之后不久，陆洪恩预感的那一天来了。
1968年4月20日，训导员把陆洪恩所在监房的14个犯人全都叫到训导室，问陆洪恩：“你究竟要死还是要活？今天你表个态！”
陆洪恩沉默片刻，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自己的就死演说：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
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 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革是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那么我宁愿去死！”
陆洪恩利用生命给予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痛快淋漓地演讲了足足15分钟。
这堪称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檄文！
30分钟后，陆洪恩被砸上镣铐扔进牢房。他的嘴里、鼻孔、眼角流着鲜血，几乎被殴致死。
一个星期后，陆洪恩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陨落了。
1979年，陆洪恩平反，被宣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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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