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专栏上星期刊登和播出的《黄敬亲属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一文介绍过了，当年的俞正声在接替了习近平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后，曾亲自到上海交通大学向该校大学生党员就共产党内有没有“好人”的问题现身说法。他向根本不知“文革”是怎么回事的九零后大学生们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母亲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是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亲口说出的，他的在“文革”中死去的六七个亲属，除了因受不了批判而自杀的妹妹，还有一个被活活饿死的姥姥。
他俞正声口中的共产党内的“好人”，首先一个当然就是他那个被党发动的“文革”残酷迫害而被恐惧症折磨终生的老革命妈妈。
俞正声当然也得承认，中共党员里也有许多“坏人”。比如，亲自发动、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也是他俞正声的生父黄敬的初恋情人江青；也还比如，他那叛逃美国的胞兄俞强声。
二十多年前笔者在为《中共太子党》一书改版，采访当时一位与邓朴方和俞正声均有接触的中共高干子弟时，讨论过俞强声的生死。这位仁兄当时的说法是，派人到美国搞暗杀活动的事情，苏联的克格勃也许干得出来，如今已经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派人到香港搞暗杀的计划都已经不再被批准，何况是到美国的后院搞，而且搞的对象还是肯定受到美国情报机构严密保护的对象。
这位曾经和邓朴方中小学同窗的前中共高干子弟分析说，你们外面关于俞强声被中国派人到南美暗杀的说法，可能是把朴方的大学好友何维凌死于南美的事情张冠李戴了。
却原来，曾经与邓朴方在北大同班的一个叫何维凌的，在“文革”中邓朴方最倒楣的日子里也坚持每月去医院看他一次，两人的关系可谓是诤友。
这位何维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的知识界风云人物之一，与陈一咨和王歧山等人齐名，被现今的海外评论人士赞誉为，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1989年春夏之交，他因积极斡旋、试图和平解决学生绝食的广场危机遭当局秘密监禁。在身陷囹圄一年四个月期间，他坚持写作。不过其狱中手稿四年前才在香港出版，这距他1991年6月在南美车祸去世，已经24年了。
当时人们都说，这位何维凌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被当局公开或秘密抓捕的成千上万名“动乱分子”中，最早被允许出国的一个。据信是邓朴方亲自出面向当局担保，才被有关部门开了绿灯。
这位何维凌在南美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后，“被车祸”的猜疑声不断。但前面提到笔者采访 过的那位前中共高干子弟则坚信，百分之百是意外，绝无其他可能。
这位前中共高干子弟说完何维凌云的不幸，话题又回到了叛逃美国的俞强声。他说，当年江青借“文革”泄私愤报私仇的对象有一大批。她的初恋情人黄敬的老婆，先后为黄敬生下三子三女的范瑾被整得最早。而当时已经在北京市公安局做“反间谍”工作的俞强声及时表态，“大义灭亲”，亲自站出来揭发生母才换取了政治信任。
六十年代中期，正是因为黄敬与范瑾的高干背景，特别是范瑾当时正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所以他们的二公子俞强声才能因为“政治可靠”而进入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当了一名“便衣警察”。当时中共还没有国家安全部的设置，现在国家安全系统的间谍和反间谍部门在当时分属公安部的一局（政治保卫局）和各公安局的一处，以及中央调查部。
俞强声在“文革”初期做了不少坏事，一方面参与砸烂公检法，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专政机器”身份惨害了大批知识分子。而这一切坏事，有的是在江青的“中央文革”直接策动下进行的。
笔者当年在《中共太子党》初版中记录说：因为俞强声从小学习不好，中学毕业后考不上大学只好上了北京警察学校，所以对与他年龄相仿的知识分子特别仇视，整起他们来不遗余力，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人的心理之阴暗。这种人在关键时刻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何来共产党的所谓“党性”可言?
但日后被笔者采访到的这位前中共高干子弟介绍说，俞强声少年时学习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高中毕业后并不是只能进一所，在当时只与一般的技工学校或者中等专业学校平级的普通警校，而是被保送进入了当时属于中共中央调查部的国际关系学院。不过当时俞强声的第一外语是俄语，英语是他在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之后恶补的。
我们前面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一九八五年四至五月间，整个中南海都被国家安全部局长俞强声的叛逃案所惊动。当时中共政坛上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要求台面上的总书记胡耀邦，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到勤政殿(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法委办公处)会商对策……。
仅为此事，刚刚出任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不到两年的凌云被邓小平钦令免职，一降到底。
查当时中共公开人事档案材料，凌云是一九八五年五月被免职，新任国家安全部长贾春旺是当年八月接任，中间三个月国家安全部长空缺。此公开材料似乎能够验证，凌云因俞强声叛逃事受了处分并非臆测。
再者，中共党内凡因为年龄原因退下来的正部级干部，至少都会被安排一届人大或政协常委，八十年代则大都进入中顾委。比如，原中共中央调查部的最后一任部长罗青长本来是邓小平非常不喜欢的干部，但他没犯什么错误，所以一九八七年还是给他安排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职务。而凌云下台后连个普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不给他安排，可见老邓至死都不要原谅他。
这位凌云出生于1917年6月，原名吴沛霖。他1938年4月参加中共，次年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后就开始负责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专门在内部抓“内奸”，抓“国民党特务”的。1941年8月起，他被康生延揽，进入了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社会部。
当时的社会部部长康生对凌云尤其器重。党内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凌云这个名字就是当年康生给他起的。甚至有说法，是一九四二年前后，江青到中央社会部去看望把自己安排到毛泽东身边的康生，正巧康生在和凌云在谈改名字的事情 ，江青便插嘴说，“我看改成凌云挺好”。
1947年冬，康生被毛泽东安排到他的家乡山东领导土改工作团时，康生点名让凌云随团担任自己的贴身秘书。中共正式建政之前，康生被毛泽东委任为山东局书记，于是把自己的“土改工作团”秘书安排为济南市公安局长。
1952年4月，凌云四十年代初在中央社会部的顶头上司，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保局（一局）局长陈龙发健康恶化。经他本人提议，罗瑞卿给中共山东分局发了电报，调时任济南公安局长凌云进京到公安部，被任命为政保局局长。
在担任公安部一局，也就是政治保卫局局长期间，这位凌云经手的最为知名的“党内除奸”事件，就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获得平反的 “饶潘扬内奸集团”。这个故事很长，这里只简述当时公安系统里“深挖”出来的，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特务反革命案”。
日后有回忆文章说，中共建政之初的五十年代里，全国各大区和省市公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是当过红军的干部，有的还是早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以及康生领导的延安中央社会部的“老同志”，唯有时任上海公安局的局长扬帆是抗日战争初期时入党的知识分子，上海“白区”的地下党出身，曾是当年在上海的蓝苹，也就是日后的江青的间接上级。“由于中共有长期蔑视知识分子的传统，扬帆遭挫折打击很难避免……。”
1953年底开始，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亲自指挥上海市局“对混入党内和公安机关的反革命分子扬帆”进行斗争……。
凌云去世后，有内地党媒公开发表的文章称，“此案（扬帆案）平反后，有人透露，办这案子的主意是凌云出的”。但凌云则在怀念自己社会部老上级的文章中曾刻意强调，扬帆案是江青定下的调子。
1954年12月31日，扬帆被押送到北京“进行政治审查”，1955年4月12日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里关了11年后，才被宣布判处16年有期徒刑。
文革开始后，公安部被“砸烂”，几个副部长、几十个局长和副局长也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与扬帆为伴，其中也包括当年具体负责“扬帆专案组”，入狱前已经是公安部“秘密工作战线”总头目的凌云。
一九七五年华国锋兼任了公安部部长后，扬帆及公安部的老班底陆续被从秦城监狱放出。是年十月，扬帆被转送进劳改农场，凌云则被恢复了副部长职务 ，继续兼任一局局长。
正是因为当时的凌云事实上是中共情报特务机关的总头目之一，所以邓小平一九七九年初访美时，他被任命为安全工作小组副组长(组长由一名副总理亲任)，深得邓小平好感。至今网上还能查找到，当年凌云和邓小平在飞机上并排而坐的陈年旧照。
一九八三年决定在公安部一局和中央调查部基础上，组建国家安全部的过程中，邓小平亲自拍板，舍弃了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比凌云年轻一岁的罗青长，凌云成为国家国安部首任部长和党组书记。
回到故事的开头，邓小平等人原准备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增补凌云为中央委员，并任命他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但就在此会议之前几个月，俞强声的叛逃事件发生了。
邓大人亲自下令对凌云“免去党内外职务 ，严格审查”之后，虽然凌云已经被“专案组”下了只不过是“用人失察”的结论，但据说也是邓大人亲自下的命令，不再为他凌云安排任何职务 ，包括荣誉性的政协委员之类 。当然也更不可能以探亲、旅游等任何名义出国，直到病逝。虽然是寿终正寝，但他去世之后唯一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标题《沉默的首任国安部长凌云：永远像没事人一样》，似乎是在故意暗示他晚年的悲愤和有冤难申！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