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等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遭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一事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料到，江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
按照源于人性的道德通则，强奸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谁，哪怕是个罪犯，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江泽民却公然声称如果是“暴徒”，遭人强奸就是“罪有应得”。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竟当众说出这种禽兽不如的话，可见这个党毫无人性可言。
与世界上的其它政党不同，共产党否认超阶级的普遍人性的存在，始终强调党性至上，党的利益和需要高于一切。既然如此，亲情人伦和道义良知当然也就可以统统抛于脑后，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当然也就成了可以随意更改的标准，只要目地正确手段当然也就可以在所不记。举个例子说，不能杀人是人类的公理，但党认定的敌人却可以除外；孝敬父母是社会的通则，但阶级敌人的父母不在其中；仁义礼智信是道德的基本要求，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也可以不予理会。这一切势必导致对人性中善的践踏和扼杀与对人性中恶的放大和纵容，所以共产党注定是反人性的。中共就是全世界最没人性的禽兽党！
回顾中共建党后的百年历史，可以说有难以记数的党员和民众在党性的强制之下，为了所谓党的利益与需要，置道义良知和亲情人伦于不顾，干出了许许多多诸如夫妻反目、父子相残、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这类伤天害理荒诞不经的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性被严重变异、扭曲甚至吞噬，要么变成了中共这部“绞肉机”的“驯服工具”、“螺丝钉”，要么堕落成了具有双重乃至多重人格的“两面人”、“多面人”。
尤其到文革中，夫妻反目、父子相残、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就愈加普遍了。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卞仲耘老师就被女学生们戴上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则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此残忍的行径，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可言？！
党性至上、颠覆人性的结果，不仅让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而且使许多为人类所不齿的恶行居然变成了崇高的事业和正当的行为。
众所周知，鸦片不仅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更是危害人类心身的毒品，为所有稍具良知者所不齿，也是各个国家各种政权都要打击的共同对象。但在抗战时期，中共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大片种植鸦片，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任弼时当时即任鸦片专员，党性模范张思德民间也说他其实是因烤鸦片而死。毛泽东当年曾专门撰文对张思德赞扬倍至。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也发表讲话，称赞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任弼时的党性给予高度评价。但“党性强”到竟置人类应有的良知于不顾，把罪恶的鸦片勾当成了自己献身的崇高事业，这又是多么得可悲和荒唐！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她被投入监狱后，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她时，因为怕她呼喊口号，在“党”的授意下，监狱今年感派人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就用刀切开了她的喉管。这明明是残无人道的兽行，却因为是所谓党和革命的需要，竟也成了名正言顺的正当行为！
试想，这样毫无人性的党，不是禽兽党又是什么？！
迫于形势的变化，今天的中共虽然与时俱进穿上了西装打起了领带，竭力装扮出一副很有人性的形象，但其反人性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也绝不会改变。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