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被官媒高调吹捧为中国的百年盛典，但这个盛典尚未正式开启，奥运的“恐怖”阴影已经占据了平民百姓的心头。大量外地在京务工的农民被遣返回乡，不少与北京有密切业务关系的公司，生意也受到了影响。一些对奥运持有强烈批评态度的国内异议人士说：奥运是中共当局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与大多数国民的利益无关，相反，还将民众带入无端的恐惧之中。
全民皆兵造就“政治孤岛”
外地人进京买火车票需要出示身份证是件令人不舒服的事情，坐长途汽车进京中间要经历数次盘查，也只是在二○○○年“打击法轮功”最烈时才有的现象。现在为了奥运，平民百姓必须把出示身份证与接受盘查当成正常现象来看待。也有一些小规模经营的外地商户表示，“七、八、九三个月，将放弃到北京进货的打算”。据民间观察家的一些调查表明：仅到七月上旬即距奥运正式开幕尚有一个月的时间，西北地区进京的客流量减少了一半，东北地区则减少了三分之一，接近北京的冀鲁地区的减少量亦不在四分之一之下。
北京的动员力度已由居委会到达每个小区、每栋楼房，甚至每个楼门，毛泽东时代“全民皆兵”现象死而复活。在北京长期工作但身份证系外地签发的商务、文化等白领和小资阶层人士，敏感地察觉到潜在的危险，他们当中许多人决定在奥运会期间离开北京，“避免在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中受害”──某位具有硕士学位、身为报纸编辑的浙江籍男士如是说。也有不少北京人在规划自己“易于出逃”的路线，如四环外的一些有私家车的人士说：“备足瓶装矿泉水，买几大箱方便面放在车上，有事儿，开溜！”北京车水马龙的繁华依然未衰，但这背后却缺乏了生机，外地人被限制的状况伤害了这个城市的活力，甚至一些外地学者为避免宾馆“以人为贼”的严苛盘查，而放弃了到北京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原订计划。
这是个莫大的讽刺：当北京高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准备迎接世界各地的客人时，它却成为多数国民不愿进入的“政治孤岛”。
当局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反对批评势力奥运政治化的操作，但其本身率先将奥运政治化并坚持下去，北京被人为地设置成“孤岛”，正常的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把北京设置成“政治孤岛”实际上是对民心的严重伤害。相反，中共内部一些势力竟借奥运“盛典”谋求自己的利益，如试图借国外存在对奥运火炬的抗议现象，来挑起全民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事与愿违，由于中共当局高调的奥运政治化，民众反倒对如此拙劣的政治炒作不感兴趣。
冲击家庭教会，加长内控名单
可以预见，奥运会召开的过程中外国记者、观光人员不会静静地呆在北京，他们要到自己选定的地方去活动。国外宗教人员的活动在中共看来，比记者的随机采访更具“破坏作用”，因此，通过秘密手段搜集家庭教会的信息，再采取预先压制措施就成了对抗“境外宗教势力”的有效手段。三月十五日与二十九日，贵州省习水县二里乡家庭教会两次受到当地乡干部及派出所警员的骚扰，教会负责人吴光清等四人被课以治安拘留，理由是“他们信的是邪教”。五月二日，成都市的宗教管理部门会同警方闯进法学学者、独立中文作家、基督徒王怡主持的成都秋之雨教会。只是十天后大地震发生，该事件才得以“暂缓处理”。
即便在北京市，家庭教会也未得幸免。五月十一日，设在北京华杰大厦内的守望教会遭到海淀区宗教管理局的冲击，当局宣布教会的活动为“非法集会”。四天后，范亚峰博士主办的查经班受到警方警告，称他们的聚会扰民。
消息人士称：官方要求所有的家庭教会到七月底均应加入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否则就被定为邪教组织，再举行活动将被视为非法聚会。
中共的政法委体系一直为负责任的法学学者所诟病，其在奥运之前的作为再次引起包括法学学者在内的广大学人的批判，因为它不仅指示骚扰、抓捕对奥运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异议人士，而且对一向温和的异议人士也采取了“监控言论，跟踪行迹”的方法。中央政法委六月初下达的黑名单比二○○七年八月初下达的黑名单加长了许多。为了让异议人士“老老实实”地呆着，各地政法委还通过所谓“友好界面”向被监控的异议人士“泄密”，告知后者：你的哪项活动引起了中央政法委的注意，你的哪些言论已经对奥运产生了负面影响。
奥运期间内地或发生骚乱
近一段时间，北京奥组委一直高调“反恐”，声称对国际恐怖主义绝不能掉以轻心，并在奥运场馆周围部署了新型的红旗导弹，但又在不同场合表示“国际恐怖主义力量不可能进入北京”，因为北京在奥运期间会以全民皆兵的方式维护奥运安全。直白地说，就是可疑的外国人会受到严密的监督。这类自相矛盾的说法，实际上证明了所谓奥运反恐不过是跟美国国际反恐政策套近乎而已，除此并无实质意义。但是，民间分析家认为：就中国目前的社会来看，真正在奥运期间造成重大冲击的不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而是可能的民间自发型骚乱。
在中共高级干部看来，贵州瓮安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之诱因几乎不可理解，低头反省才发现那是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对瓮安事件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进行评估，可以预见奥运期间在北京以外的大城市发生骚乱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说中小城市的骚乱会集中爆发，从而导致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效应。其实，中共核心权力层也看到了这种可能，因此在股市低迷一段时间后终于放弃了不救市的政策，先有新华社发表《关于中国股市问题的通信》吹风，而后政治局常委温家宝与习近平出来讲话，称“要防止股市大起大落”。更有主管财政金融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王岐山专门谈话，将防止股市异常起落扩大为稳定金融秩序的政府急切目标。另一方面，奥运会前对重点访民的安抚工作也不过杯水车新，地方贪官污吏依然我行我素，官民矛盾、警民矛盾仍在激化。过度紧张的奥运防乱预案不但不可能压住官民、警民冲突，可能还会由于惩罚过度而“激起事变”。
－－转自《争鸣杂志2008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