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5日讯】 扁舟一叶：
韩寒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公众人物，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犀利而幽默，有勇气有担当，人格卓尔不群，但在本文和其谈革命的文章中显露其不足：政治敏感度和政治判断力不够，本文的主要问题是对民众的素质估计过低。他说他去过上百个县城，他感觉人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不如文人想像的急迫，这就是他对民众的判断明显有问题。其实，即使是农民也不乏智慧和基本的判断。民主自由实际上根植于实际生活中，这正是其强大的生命力所在。从当下的群体性事件看，不论是抗强拆还是追讨工资，法治、民主都是其基本要求和理据所在。在任何集体性的聚集中，都不可避免的出现组织性的精英，这些组织者和抗议者不可避免的是委托-代理关系，一经代理，民众的意见就不可避免的要被这些精英进行综合、否定和提升，其结果在当下的主流话语中，只能是法治、民主和自由。
从具体的事例看，这种智慧一直在显露，例如四五运动中人们对太祖的克制，在89中口号的选择，在乌坎事件中对当局的既抗议又配合，都充分显示了民众运动的素质完全可以胜任天鹅绒式的革命。这些代理者既不可能是学者文人，也不可能是韩寒式的公众人物，而更可能是草根式的目前属于二三流的精英，但随着事件的深入，其范围就会扩大。至于近期是否发生，并不取决于韩寒的所谓三条件，更可能的是如果没有真诚的政治改革，恐怕就要取决于经济危机等偶然事件了。在89中，虽然只是学生知识分子的运动，如果不是社团有强力的邓公这样的韦伯马克思所说的魅力型领导，也完全有成功的可能。而在当今的社会各阶层都深怀怨恨的社会氛围中，这种可能性其实就根本不是什么近期不可能的问题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其实是随时可能崩溃的。
韩寒在谈革命一文中还说中国有两亿五千万贫困人口，他们平时不发声，他显然担心这些人口会导致民粹化的倾向，而事实上，如果不是社团式的深度动员，即使在革命中，他们的民粹化观点由于远离主流话语，其实是不能主导社会方向的，例如在辛亥革命中农村基本就没有参与。简而言之，如果不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随时都可能炸雷，这几乎已经是学者和部分高层的共识。
无待：
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像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
cbw24：
韩寒总以为别的文人都是眼高手低的理想主义者，只有他深知这些人性阴暗面，过于自负了，在吹捧中不自觉的飘飘然了。
他总以为只要大家听他的，耐心等到民众的认知达到一定程度，就自然改变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只有他口中的理想主义文人才会听他的，而那些底层民众根本不知道他，也没有长远的眼光和耐心，他们信奉的是以牙还牙，他们甚至连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都不懂。
韩寒说别人是寄望执政开明百姓追随是空想，但他寄望百姓能够在革命之前觉醒才是真正的空想。别人空想虽然苛刻，但至少有过先例，他的空想从未有过先例。
革命已经很近了，等民众觉醒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唤醒执政者，这要容易得多。
那些为执政者辩解的人，恰恰是在麻痹他们害死他们，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恰恰是在唤醒他们拯救他们。
龚耀万：
韩寒是文艺青年，是一位有良知有道德的关注国家关注民生的文艺人，不是政治家，很多人赋予他跟多的政治意义，所以他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不是，也许连当初的那个“80后意见领袖”他也怕承担，所以对批评他政治上不够“激进”有向对社团有畏惧而屈服的人们，他不作反驳，只是强调：我还是那个韩寒，一直没变的那个韩寒。
其实他也不可能对周遭的变异无动于衷，只是觉得除了失望还是失望，只好委婉地说，我做我该做的，继续写针砭时弊的博客，以身作则提醒80后们夜间会车时彼此关闭远光，这也是“启发民智”的一种吧！
韩寒少去国外，去了国外也不会动私款考察国外的民主制度，所以宣传普世、开启民智的工作必须由体制内外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便利条件的“公共知识分子”去承担。
学会宽容，也要学会承担责任、乐于公益，支持韩少，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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