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日讯】在许多人心目中，八九民运，只是一个依稀的印象；回忆中确实发生过的事，都是聚焦在那一个清晨。
从历史角度看，八九民运改变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又或者应该说，因为经济改革构造成的矛盾，一直都存在，到了八九年，终于在环境的压力下，令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由释放民间创造力，让人民自己富起来，变成今天国企垄的局面。现在的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透过控制生产环节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从而控制资源的分配，达到某种经济结果。
改革开放，本来可以有各种的可能性，今天我们见到的局面，绝对不是唯一的结局。最好的例子，就是深圳特区。深刻是一个经济实验，由宝安县的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湿地，变成特区之后，由外商设厂，到人口大量移入，促生了各种服务业和第三产业，整个经济演进过程，证明了由贫入富是可以在短短几十年间做到，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的流动性。深圳最大特点，就是由于这个地方本来无一物，所以也没有国企的既得利益，所以深圳经济模式中，国企占的比重低。事实也证明，深圳的竞争力高，人均收入亦冠绝全国。
我提出深圳的例子，是想说明今天国企垄断的格局，有其一定历史因素。当然，这种国企垄断，也会对影响未来中国的。
但在剖析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之前，我想先清楚釐定一个概念，就是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定位，一直存在两套截然不同的思维。
当今中国的一套，相信增长是规模的问题，是量的问题，有量变，才会带来质变，所以每年都要追逐某个百分比的增长率。
另外一套，是古典自由派经济学的根本，认为质变和量变的互为因果，而且真正的经济增长，除了是规模扩张，更是结构亦会自然演进得越来越复杂。正正因为经济发展关乎结构复杂性的问题，所以政府的规限和官僚的介入，不但窒碍市场结构的演进，也会令到法规变得越来越繁复，降低管治效能，衍生社会问题。
说中央不明白古典自由派的理论，不公道。只不过，官僚和既得利益，一来相信透过法规去强制，可以扭曲一些自然自发的力量，甚至将这些力量，转化为政治目的服务。这套根深蒂固的思维，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
八十年代，概括中国政治，就是两派意识形态的辩论，再加上既得利益的权力被挑战。当时所谓的既得利益，也不是什么不道德的暴利。长久以来，中国里有太多人，生活一切所需由国家单位提供，忽然间要面对茫茫前路，常人都会感到压力。所以，改革开放亦有人会持保留意见。
不过，意识形态的辩论，通常都是越走越偏激。结果，其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八七年负上了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而下台。八九民运的触发点，就是要悼念当年在4月15日逝世的这位前总书记。
当然，其时中国也刚从严重通胀喘定过来，再加上各种改革带来的不稳定，以及公权力与私利之间，没有制度好好疏理，促成的贪污倒卖，各种因素加起来，就酿成当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
八九民运之后，中共的经济政策，由放转控。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除了平抑物价，也是倡导资金的手段。事实反映，宏调的功效越来越低，反效果却越来越明显。至于国企改革，则着重要巨无霸转型，但同时要它们服务政治，换来的，就是这些国企可以有垄断的地位。然而，垄断是透过公权达到，国企的各种利益却为私利，这亦解释了今天中国官场商场陋习的根源；再者，这些国企垄断的利益，也反过来影响官僚和政治。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
如果要我去选一句话，去纪念八九年，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旗帜鲜明地拥护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