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2日讯】 大清王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竟相出现。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和外交危机接踵而来，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保江山，也被迫采取一些与往大不相同的政治措施，尤其是“新政”、“君主立宪”措施堪称政治上的重大“变革”。但由于皇朝未能真心地顺应世界立宪潮流，而是死守皇权专制不放，进行的虚假的政治改革，企图以之缓解社会矛盾来保皇室江山永不变色，因而，大清江山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只能是顺理成章地灭亡了。
1900年8月15日，北京。凌晨，皇宫的一扇大门悄然打开，慈禧太后步履匆匆地走出来，匆匆地登上一辆马车。这位向来尊荣宝贵的皇太后，即将经历她有生以来最为窘迫的西逃。慈禧恨于西方列强屡屡干涉她废光绪帝不成，便借手义和团，挑战八国联军，向世界宣战。结果，联军不仅对中华帝国的百姓大肆杀戮，而且也野蛮教训了这个太后，把她赶出了北京城。此年的慈禧，65岁，一个年迈的老太婆。
一路上尘烟滚滚，一个老百姓也看不到，一个官员也看不到。在途经数省、行程达数千里的旅途中，久居深宫的慈禧太后生平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内地的贫困和凋残。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逃难之后，慈禧心灵受到一次严重的冲击，似乎有所“觉悟”了。漫长的旅途和人生经历的突变，使这位皇太后有充分的时间和可能对朝廷的政策重新予以回顾和反省，“闹到如此地步，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洋人步步紧逼，立宪要改旧制，革命要推翻她的统治，可谓危机重重，照旧统治，已不可能。
面对危机，执政者的嗅觉是敏感的。终于，在1901年，一种求生本能和王朝自救意识终于把一个油干灯枯的慈禧推上了新政改革之路。就在这一年，还未回京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诏书，宣弥除“三纲五常”外，均可变革。
新政依靠的是—班什么样的人呢？新政主导者是慈善太后本人，不过此时的她已完全没有信心。长期的漂居宫廷，狭窄的视野，传统的笼络和制衡群臣的政治手腕，已不足以让她思考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改革问题。而且庚子事变对她自信心的打击是巨大的，她自己也深深感到力不从心。如外逃时，见到军机大臣王文韶，她立即老泪纵横“相持而泣”。她对王说：“此后国家唯汝是赖!’
1903 年，在朝廷任职的梁士诒曾这样评价实行新政的一批人马：皇上（竞绪帝)则韬光养晦，遇事不发一言．四个军机大臣中，荣(禄)有足疾，在政治上无所可否，皆迎合后意；王文韶有聋疾，遇事则诈聋；鹿(传霖)多执拗，瞿(鸿裰)好挑剔。
1900年中外对决后，慈禧对列强虽然不服，但还是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为了修补关系，她施展外交手腕，实行所谓“夫人外交”和“魅力外交”。但这些表现并没有阻挡的庚子赔款。巨额的庚子赔款成为晚晴空前沉重的枷锁，也耗尽了清政府的财力资源。
晚晴末年，列强看中的已不是具有老态龙钟“魅力”的慈禧了，他们渐渐抛弃了这位太后，转而看好握着北洋重兵的袁世凯。
1908年11月15日，慈禧病逝。18日,清廷定新皇年号为”宣统”让。两周后,12月2日,溥仪被抬到太和殿举行登基仪式。此时的袁世凯，手握北洋军警大权，实力还深入到铁路、商务、电政等系统。在满洲亲贵中，宗室最有势力的奕劻只知贪财揽权，已被袁世凯拉下水，成为袁世凯的一个宫廷奥援。袁的老朋友老部下徐世昌、唐绍仪、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原来属于淮军系统的杨士骧、赵秉钧、朱家宝、孙宝琦等也纷纷前来依附；袁世凯又网罗了张镇芳、杨度、梁士诒等一批新人，迅速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北洋军政集团，堪称“第二政府”。
在慈禧死后的一个月内，光绪遗孀隆裕太后、载沣和几个王公大臣密商着如何对付袁世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鉴于袁世凯权势日益嚣张，认为：应当迅速处置袁世凯。因为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箝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初始，朝廷倾向诛杀袁世凯，但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在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开缺回籍。
对于袁世凯的放逐，西方列强反应很大。早在1908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曾有一社评评论后慈禧时代的政局，认为“袁世凯及其政治团体的势力因为慈禧之死将很可能会获增长”，说他“是位杰出的‘务实型’改革家”。然而，令西方大跌眼镜的是，这才过了一个多月，袁世凯就被放逐了。帝国主义对放逐袁世凯非常不满，一份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内报纸说袁世凯“论其威望，各国仰之。论其才能，中外重之。以如此抱大才智、负大名望之人，竟因足疾开缺回籍，此何事也”?
由此可见，在晚清，袁世凯的地位、权势、声望是如何了得。也正是如此，武昌起义爆发后，出现非袁不可收拾局面的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袁世凯复出就更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载沣赶走了袁世凯，自然也没想要依靠这个北洋头子。载沣接下慈禧的摊子后，精力主要集中在抓兵权和应对立宪变局上。本来罢黜袁世凯，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把兵权拿过来。溥仪回忆说：“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荫昌、铁良、凤山接管中央和地方军政；还拟成立新军36镇，其高级将领均由贵族子弟担任，以图控制全国新军。
遗憾的是，载沣的如意算盘没有打通。皇室这些亲贵大多是些纨裤子弟，根本不懂军事，也无心军事，只是贪图享受。任凭载沣一个人在那里劳心劳力，似乎清朝只是载沣一个人家里的事，而跟载沣的兄弟们、跟满洲的贵族们无关似的。实际上，军队依旧控制在北洋系手中，以致于武昌起义爆发，载沣派陆军部大臣荫昌去讨伐革命党人时，自知是光杆司令一条的荫昌说：“你倒是让我用拳头去打呀，还是让我用脚去踢呀!”
载沣刚开始施政时，人们对他有好感，特别是立宪派人士，对他存在幻想，因为他是那位在戊戌年间热情支持维新事业的光绪皇帝的胞弟。尤其是在1909年、l910年，载沣允许具有准立宪议会性质的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先后建立，并让其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开展后，各地的立宪派人士都以为迎来了立宪运动的春天。但春天是短暂的，寒潮很快就来了。
1910年7月，日俄签订了瓜分中国东北的协定。8月，日本强行吞并朝鲜。朝鲜灭国，东北危亡，整个中国危急存亡，迫在眉睫。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时间，太长了，不能再等了，必须速开国会。因此，立宪派原定于1911年3月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提前到了1910年的冬天。
在晚清政局的变迁中，地方督抚历来被视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3位地方督抚中竟有l7位态度坚决地支持立宪派的第三次请愿，认为“时局危险”，立即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缓无可缓，待无可待”。地方督抚支持立宪派的请愿，是因为清楚地看到了全国危机的严重性，如果不立宪，就有立即被革命推翻的可能!
在这次请愿的过程中，除了全国声势浩大的请愿集会外，还出现了许多热血喷涌的场面。 10月7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孙洪伊等人去提交请愿书时，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当着代表的面，说：“国家瓜分在即，东三省必先沦亡。与其死于异族之手，不如先死为各位送行。”说罢．孰欲抽刀自杀，被众人拦住。但是，趁众人不注意，牛广生在左腿割肉一块，赵振清在右臂割肉一块，两人将各自割下的肉在代表书上擦写，一份血书就此诞生。人民速求立宪之愿，可谓不惜牺牲一切!然而主张以稳为主、渐进改革的载沣终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岌岌可危的形势只逼得载沣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希望双方共同让步，决定将预备期由9年缩短为5年，即在1913年开国会。随后，杀鸡敬猴，找个借口把京津请愿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又拿出皇帝的威风，强令各省在京代表即刻回去．派军警将请愿最激烈的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
这一次请愿，革命党人看了热闹。上海的革命派报纸《民立报》可谓活跃非常，讥评颇多。如：
以全国之血泪，与朝廷争个快点立宪的二、三年时间，不值呀!
又是割股，又是剜臂；又是拼头颅，又是拼生命；山高皇帝远，怎么能感受到你的痛苦呢?
颈血是买不到国会的，国会也救不了满洲的！还是早改计划吧！
这些论点一针见血。确实，还是革命党人看清了形势!立宪不成，只有革命一条路了!
载沣一面训斥各地督抚和立宪人士，一面加紧对权力的控制，将国家政治的主导权进一步集中在满洲贵族尤其是皇族的手中。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正式成立了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该内阁成员l3人中，汉员4人，其余9人均为满人；其中又有7人为皇族，这7人中1人为觉罗，其余6人皆为宗室，包括两个亲王。世人称之为“皇族内阁”，这是清政府力图继续推行皇权专制的铁证。
立宪派不到黄河心不死，还上书要求变更这个“不合乎公例”的皇族内阁。未料，载沣再也没有给他们好脸色看，说：组阁为皇上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此言一出，原先对清廷寄予希望的立宪党人，除了失望，更是气愤。立宪派对清政府残存的一点幻想也破灭了，被清政府硬生生地推入了敌对阵营。至此，自1906年以来的立宪运动彻底输了。立宪派输了，然而清政府更是输得一败涂地了，此后，再也没有立宪派来救它了!
但立宪派输得起，清政府却输不起。前者毕竟还可以再奋再兴，后者却几乎没有哪怕是再输的时间了。清政府曾把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当作永固皇基、熄灭革命火焰的灵丹妙药，但欺骗历史的人注定会被历史抛弃，以新政、立宪来挽救王朝灭亡的主观动机，却换来了一个似乎出人意料的王朝覆灭的结局。
半年之后，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势如竹，立宪派最终也抛弃了大清皇帝，加入到了反清行列。辛亥革命成功了!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