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俄国已知的上次大饥荒发生在1891年，影响了多数相同地区（俄国中部、伏尔加河下游和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并导致40万至50万人死亡。国家和社会基本上都为了挽救生命而奋战。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ch Ulyanov）的年轻律师当时住在萨马拉──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一个地区的首府。他是当地知识界唯一一个不仅拒绝参与援助饥饿者，还公开反对援助的成员。正如他的一个朋友后来回忆时所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当时有勇气出来公开说，饥荒会产生许多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在一个新的工业无产阶级出现方面。它将取代资产阶级……他解释说，饥荒在破坏过时的农民经济时，会更迅速地带来下一个阶段，迎来社会主义，此阶段必然继资本主义之后来临。此外，饥荒不仅会摧毁对沙皇的忠诚，而且会摧毁对上帝的信仰。”
30年后，当这位年轻的律师成为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首脑时，他的想法依然未变：饥荒可以而且应该“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这里所指的“敌人”是东正教教会。“电将取代上帝，农民应该向它祈祷；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受到其影响，这比他们感受到来自天上的任何影响要早得多。”1918年，列宁在与列昂尼德．克拉辛（Leonid Krasin）谈论俄国电气化问题时称。布尔什维克政权一上台，与东正教教会的关系就出现恶化。1918年2月5日，政府宣布政教分离，以及教会与学校分离，标榜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和信仰自由，并宣布将一切教堂财产国有化。吉洪牧首在4封给信徒们的牧函（Pastoral Letter）中，强烈抗议这种对教会传统角色的攻击。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具有挑衅性。他们下令“尊重”所有的教堂圣物，组织不敬神的狂欢节来配合传统的宗教节日，并要求将莫斯科附近的圣三一谢尔盖大修道院（great monastery of the Trinity and St.Sergius）变成一座无神论博物馆。这座修道院里保存着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Saint Sergius of Radonezh）圣骨。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按照列宁的命令，以饥荒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反教会运动时，众多的牧师和主教已经因抗议政府的恐吓手段而被捕。
1922年2月26日，报刊上刊登了一项政府法令。它命令“立即没收教会的一切贵重金银物品和一切无宗教重要性的宝石。这些物品将送交财政人民委员部，然后转交帮助饥饿者中央委员会”。没收行动于3月初开始，伴随着负责没收教会珍品的分遣队与教会信徒之间的很多冲突。最严重的事件于1922年3月15日发生在伊凡诺沃省的工业小镇丘亚（Chuya）。在那里，军队向人群开火，杀害了十余名信徒。列宁用这次屠杀作为借口，来加强反宗教运动。列宁在于1922年3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中，以其特有的玩世不恭的口吻，解释了饥荒如何能转为对布尔什维克有利和用来给敌人致命一击：
“至于政治局将讨论的丘亚事件，我认为应立即通过一项果断决定，作为此战线上全面运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记住，报纸关于神职人员对没收教会财物的态度之报导，以及吉洪牧首所采取的颠覆性态度之报导。显然黑色百人团僧侣正将一项计划付诸实施。该计划被制定是为了给予我们决定性的一击……我想敌人们正在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事实上，当前时刻对我们比对他们要有利得多。我们几乎99%的确信，我们能够给他们致命的一击，并巩固我们在今后数十年里需要占据的中心位置。那些饥民开始你吃我，我吃你，在数以百万计地死去，全国各地的路边到处都是他们的尸体。在所有这些人的帮助下，正是现在，也只有现在，我们才能且因此必须用我们仍能鼓起的全部无情力量，没收一切教会财产。现在正是大众将最热切支持我们，并起来反对小资产阶级和黑色百人团宗教阴谋家之反动阴谋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积聚数亿金卢布的财富（想一想那些修道院中的一些是多么富有！）。没有如此规模的财富，开展任何国家项目、经济项目，以及维持我们目前的地位都是不可想像的。无论代价多大，我们都必须得到这数亿（甚至数十亿）卢布。这项行动只能在此时此刻进行。一切证据表明，我们无法在任何其它时候做这件事，因为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饥荒给群众造成的绝望，这会使他们从有利的角度看待我们，或者至少是漠不关心。因此，我可以明确断言，现在是用可能最具决定性的方式粉粹黑色百人团僧侣的时候了，是残酷且毫不留情地采取行动的时刻，那种残酷会让他们数十年都无法忘怀。我提议用如下方式实施我们的计划：只有加里宁同志将公开行事。无论发生什么，托洛茨基同志都不要在媒体上或公开场合露面……必须将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位最聪明和最有干劲的成员派往丘亚，他将接到政治局一名成员的口头指示。这些指示将规定，他在丘亚的任务是逮捕大批神职人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员，至少是数十人。他们都将被指控直接或间接参与暴力抵制关于没收教堂财物的法令。一旦完成任务返回，该特使将向整个政治局或两三名成员的会议作一份完整的报告。基于此报告，政治局将再次向司法当局口头发布精确指示，大意是要求尽速加快审判丘亚的反叛分子。审判的结果是处决，公开枪决丘亚黑色百人团的大批成员，并尽可能多地枪决莫斯科和其他重要宗教中心的人员……对于反动神职人员和顽抗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枪毙越多，就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必须尽快给这些人一个教训，让他们在未来数十年里都不会有再次抗议的念头。”
正如来自秘密警察的每周报告所显示的，没收教会财物的运动于1922年3月、4月和5月达到高潮，当时导致1,414起事件和数千名牧师、修女及僧人被捕。根据教会记录，当年有2,691名牧师、1,962名修道士和3,447名修女被杀。政府在莫斯科、伊万诺沃、丘亚、斯摩棱斯克、彼得格勒组织了数场对神职人员的大型审判秀。
在丘亚事件一周后，按照列宁的指示，政治局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逮捕教会会议会众（synod）和牧首（patriarch），不是立即行动，而是从现在起的两周到一个月之间行动。公开围绕丘亚事件的情况。在一周内审判丘亚的所有牧师和世俗成员。枪决所有反叛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在给政治局的短笺中表明：“牧首及其追随者们……正公然抵制对教会财物的没收行动……我们已经有足够证据来逮捕吉洪和比较反动的教会会议成员。在国家政治保卫局（GPU）看来：（1）逮捕牧首和教会会议会众的时机已经成熟；（2）不准许成立新的教会会议；（3）所有抵制没收教会财物的牧师都应被定性为人民的敌人，并流放到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伏尔加地区之一。
在彼得格勒，77位牧师被送往集中营；4位被判死刑，其中包括彼得格勒都主教本杰明。他于1917年当选，拥有广泛的追随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强烈主张政教分离的人士之一。在莫斯科，148位牧师和世俗教友被送往集中营；6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吉洪牧首在莫斯科的顿斯科伊（Donskoi）修道院受到严密监控。#（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