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55周岁生日之际，马云把一年前的交班预告变成了今日一场独特的show。阿里集团在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挥别了其主要创始人。
与大陆媒体普遍以“中国企业破解‘接班困境’，马云开启管理新模式”之类的解读不同（它们甚至歪曲报导“外媒聚焦马云交班计划：马云地位不会降，一年交接时间未必够”），国际主流媒体，如BBC，则主要关注在这场阿里巴巴 “交班”中马云的政治困境与制度“遗产”。
马云曾是中共的金字招牌。作为阿里巴巴的早期投资者，也是《阿里巴巴：马云的商业帝国》一书的作者，克拉克（Duncan Clark）表示，在中国的商界，的确不太容易找出“第二个马云”，而且短期内也可能不会出现。
但是，现在，为什么马云会“（被）交班”呢？
克拉克指出，如今的中共正转向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同时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他对《纽约时报》表示，“不管他（马云）愿不愿意，他都是中国私营经济健康与否和所能达到高度的一个象征。不管他乐不乐意，他的退休都将被解读为不满或担忧。”
作为一介草民（甚至是“贱民”），马云能把阿里系企业做到今天之地步（2018年阿里巴巴交易额约是亚马逊——中国之外的全球电商市场领先者——的3倍），也算是非常之人了。
对“（被）交班”，其实，马云早有准备。
其一，为确保财产权，设立离岸信托。截至2017年底，马云持有阿里巴巴总股份的6.4%；而马云持有阿里的方式，除0.2%为个人持股外，其余99.8%都是通过海外实体持有的，比如离岸家族信托（占其总持股的64.4%）、海外慈善基金会、开曼控股公司，总价值超过1,700亿人民币。马云的离岸信托，是以马云作为委托人，马云和他的家人作为受益人，此后，无论婚变或传继，配偶和后代将按照马云的信托契约分配或受益。
今年3月15日，马云的关联实体和慈善基金会又签订售股计划：打算从今年4月开始，在12个月内出售最多2140万股阿里股票（按当时股价汇率，约合260亿人民币），用于达成公益慈善承诺及一般财富规划。评论人士指出，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胡润2019套现王”应该还是马云。
其二，为确保控制权，阿里集团内部实行“合伙人制度”。阿里巴巴创业最初有18人，2009年9月，马云突然宣布包括自己在内的18人集体辞去创始人身份，集团内部始试行“合伙人制度”。这并非一般意义上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即可以按照持有股份的比例分配董事提名权，并需要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必须“在阿里巴巴工作5年以上，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并且对公司的发展有积极性贡献，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2013年正式运行，其后，合伙人数目有增有减，目前达36人。该制度使持股比例不到10%的马云和管理团队可以保持对阿里巴巴的控制权。“交班”并不取消马云的影响力。
马云如此殚思竭虑，显然，心有不甘啊！
在《阿里巴巴与40大盗》故事里，阿里巴巴能够智胜强盗。而在现实中，马云再才智超人，也是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间。历史上的任何强盗，在中共面前，都是小巫，仅此而已。
不想执迷不悟死无葬身之地，所以，马云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马云的聪明在于，把这个“走”字玩得格外精彩，自己既能得实利，而又能堵中共口舌（至于中共心里是否舒服，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讲了这么一大篇，都是铺垫。本文关注的是，马云对中共的上述认识（通过“交班”行动表现出来的），是如何形成的？
或许，从如下三件事可一窥端倪。
第一件事，马云是“黑五类”的孙子。马云出生于1964年，从幼儿、童年时期起就与中华民族一起经历了乾坤颠倒的“文化大革命”。尤其，马云祖父，据《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一书，在国民党对日抗战时期担任地方官员，在文革中被打成“黑五类”，这让马云自幼被街坊邻里奚落和鄙视。
正是在人生的这个原点上，出于现实的、复杂的考虑，马云选择成为了中共党员（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中的其他两人，腾讯马化腾和百度李彦宏却是无党派人士，三巨头都同列2018年中共表彰的“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名单）。
也是在人生的这个原点上，马云既喊过“要跟政府谈恋爱，不要跟政府结婚”；也说过，“只要国家需要，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还是在人生的这个原点上，马云选择了“交班”。
第二件事，在新型“政商关系”的压力下，大陆顶尖富豪跑的跑，抓的抓，死的死，坐牢的坐牢。例如，近年来，大陆几个大鳄如肖建华（2017年1月27日突然于香港被劫回大陆）、吴小晖（获刑18年、没收财产超百亿）、叶简明等人先后被查，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2018年7月3日在法国诡异坠亡。此外，如郭广昌、王健林等等，都遭受了中共严重压力。
在中共统治下做生意，“政商关系”是必修课。阿里巴巴自不能外。2014年阿里巴巴美国上市，这笔交易被宣扬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私营部门融资，《纽约时报》的调查表明（报导题为“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都有2002年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任职的20多人的子孙。” 包括江泽民的孙子、哈佛毕业生江志成（Alvin Jiang）。
大陆的“政商关系”可不仅仅只是圈钱，往往卷入中共内斗。2015年股灾，就被北京当局指认为“经济政变”。马云要撇清自己的嫌疑，通过“交班”来“全身而退”已是最好的选择了。（就在这次马云正式宣布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之际，马云此前曾在公开场合透露险些“中毒而死”的视频，再次被网民翻出，引发热议。）
第三件事，马云做的是“国家生意”、“天下生意”。
在阿里巴巴的基础上，马云2002年创办了淘宝网，涉足网上零售业务；2013年推出余额宝，染指互联网金融；2015年创建菜鸟物流并尝试跨境电商，2016年提出新零售和大力投入大数据业务。每一个新业务的背后，都意味着一个万亿级的市场。马云不是把互联网视为某一个特定行业，它将可能赋能于所有的商业服务领域；阿里将扮演社会基础设施供应者的角色。2014年的12月，马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做一家“国家企业”。
如大陆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说：如果说在上世纪末，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金融、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掌握，那么今天，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中国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而它们都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间发生的。阿里巴巴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标本。
这自然引发中共的羡慕、嫉妒、恨。
这里先举个细节（例子）。2015年，跨境电商刚刚兴起，有一次吴晓波随同北京来的几位部委干部去阿里巴巴考察。在阿里跨境电商部门的大墙上，有一块巨大的显示屏，各省的商品出口交易数据快速地即时翻动，非常壮观。其时，广东海关刚刚破获一起出口骗税大案，一位阿里的同事随口开玩笑地说，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大数据比任何部门的监管都要准确。站在吴晓波旁边的一位副部级干部，身躯微微一动。
再谈一件“大事”。2017年1月10日，马云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谈了40分钟（3个月后才有川习会），透露了阿里分析的中国市场数据，声称要帮100万美国人就业。有知情人透露，为此中共“约谈”马云，要他做选择：要么从美股退市回到国内A股，要么马云退下，政府占有股权。马云选择了后者。
如此说来，马云的“（被）交班”就不是突兀的了，反而算是幸运的了。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
